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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赵至之所以一度有入吴之意，恐与嵇康被司马昭杀害，赵至因而对司马氏心怀不满有关。正因为赵至对晋不满，所以他欲“蹴崑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这是他的唯一大愿。但他毕竟是一个敏于思维而短于务实的文人。当他刚开始“以良吏赴洛”，有了在晋朝宦达的可能，但又违背个人素愿，就在这种矛盾心理中与世长辞了。如果说赵至临死前的遗恨是未能“荣养”，还不如说他陷于进退两难的政治处境中，更为切合他的为人和志趣。当嵇康死后，赵至尚思弃魏入吴，那里有顾念双亲而思荣养的念头呢？连《晋书》的作者都未能看穿赵至的内心忧悒所在，更何论生于千余年后的唐先生呢？至于我现在的看法是否有可取之处，也只有等待阅者评定了。
从三国时的情况看，出身士伍的人也非绝不能仕进。曹操时作过郡守等官的河内人杨俊。就提拔过“本皆出自兵伍”的审固、卫恂二人，后审固历官郡守；卫恂为御史、县令。河内人王象少为人仆隶，被杨俊赎免，后象官至散骑常侍。仆隶是史家公认为低于士伍的下贱者，仍能得到仕进，商竖市侩之人，只要能折节力学，亦有出头为官之日。三国时代统治者都以“强者为兵，弱者补户”，如果说战士的社会地位反而不如一般百姓，恐怕是颠倒了轻重。曹操对战士生活待遇的关注一向胜过余事。魏晋之际，“人物播越，仕无当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军中正是吏士常被拔擢之地，武将如于禁、乐进，均被拔于“行列之间”。许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这样，如果认为士伍无仕进可能，恐怕是与事实不符的。
综上以观，把士家的待遇和地位说得过分低贱是不适宜的。
关于士家的生活和作用，史书极少言及。唯《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魏略》有一大段极可珍视的记载：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踰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魏东藩，使屏翰王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损益，不复赖此。方外不定，必当须办者，臣愿将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负襁，子弟怀粮，蹈锋履刃，以徇国难，何但习业小儿哉！愚诚以挥涕增河，鼷鼠饮海，于朝万无损益，于臣家计甚有废损。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体健力强者）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才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鉏秽草，驱护鸟雀。休候人则一事废，一日猎则众业散，不亲自经营则功不摄；常自躬亲，不委下吏而已。陛下圣仁，恩诏三至，士子给国，长不复发……定习业者并复见送，晻若昼晦，怅然失图……若陛下听臣，悉还部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松、乔也”……皆遂还之。
以上材料，说明王侯藩国皆有士息。以曹植为例，他初受封，只“得兵百五十人”，曹植即靠士息担任警卫和农事劳作，小的士息从七八岁即除草护苗，六七十岁以上老士息眼已不能视，气息才属时，始能摆脱劳役。其壮年之士，则常被政府征去使用。实际上，士息等于私家部曲，故曹植迳以部曲称之。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曹植对于属下的六十名废疾老部曲毕竟还给饭吃，使之苟延残喘地活在人世，这种情况，比许多老无所养，辗转饿死沟壑者尚稍胜一筹。接三国时人的寿命，活到五十岁就不容易，故刘备称“人五十不称夭”。实际上，贫苦劳动大众能活到四五十岁的恐怕还远远达不到半数。从曹植对士息的态度看，也还不是只使用，而全不关心其死活的。单拿曹植属下士息来衡量，可能未必全面和适当，但结合其他许多事实来考察，也不能把士家所受的待遇说成比一般劳动群众更低下。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即对于士家的待遇和地位不能一概而论，据《晋书》卷48《段灼传》载段灼给晋武帝上疏说：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
由上可知，士是分有等级的，中军的待遇最为优厚，故多由曹氏亲族统领；次为外军，如张辽、乐进、张郃等统率的军队是；再次为州郡兵及杂士，一般虽功高，亦不得封。至于金城太守杨欣所领之兵得封者达三十人，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了。从知士之地位待遇亦大有区别。如在曹植封国中的士息可能属于低贱之列。至于赵至之父可能属于中外军的等级，故赵至能自幼读书，且外出求师，其父亦不断往来于京师洛阳。据《文馆词林》卷662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伐吴诏曰：
今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根据以上抽调男丁情况推测，当时士家并非每家都有现役士兵，家中如有一丁男，即不在征取之列。至于曹植封国中之士家状况恐怕是郡国中较劣的，陈寿于《陈思王植传》言：“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其他郡国的士家可能丁壮者较多，境遇较好，谈论士家之地位与待遇，应根据总的情况观察，不可以少概全。
三、士家屯田
关于士家屯田，据《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给司马炎上疏说：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捐弃之忧。……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较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傅玄上此疏的时间为泰始四年（268年），那时傅玄任御史中丞，因颇有水旱之灾，故傅玄谈了便宜五事，前四事，皆谈农事，其时民屯已两次下诏废止，所以傅玄未再提屯田民，也未提自耕农，而对田兵屯田状况，却惇惇致意，一再谈及与之有关诸事，足见田兵屯田在政府农业生产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尚不为少；从“天下兵作”四字，也可看出当时田兵屯田的分布范围是甚广泛的。故能否使田兵多为政府增产粮食，关系甚为重要。傅玄认为不量民力的一味榨取，只会使公私两失。他既说“日增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可证政府对田兵的剥削量超过了对其他农民的榨取额。同时，也说明了田兵屯田对政府的贡献还是不小的。
关于军队屯田与士家屯田的区别
军屯中有军队屯田和士家屯田，军队屯田系集体耕种公地，谷物全部缴公，军中管士兵吃饭。士家屯田也是耕公家让种的地，但收获谷物按比例公私分成。以上傅玄所说的田兵即士家的主人，原来因他参军而令其家属在家种地（即屯田），他退伍回来后当然仍和家人屯田，所收谷物仍按比例与公家分成。傅玄所说的旧兵即指曹魏时的田兵，田兵及其家属搞的屯田，即士家屯田。
一、曹魏扶植自耕农和抑制豪强的措施
如前所述，曹魏屯田对军粮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总体看，曹魏军队用粮和其他财赋支出，主要还是仰赖于广大个体农民。比如当决定袁曹胜负的官渡之战时，袁军用粮固然靠个体农民供应，而已进行屯田达四、五年之久的曹方军粮亦主要仰给于个体农民。特别是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人民供应军粮尤多，因此，直到曹丕代汉时还下诏说：
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曹丕为了酬劳颍川郡人民，还下诏：“复颍川郡一年田租”。
“复田租”，表明供粮者主要是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河东郡个体农民对支援曹操平定关西，亦起了很大作用。《三国志》卷16《杜畿传》言：
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拜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增秩中二千石。征汉中，遣五千人运，运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终无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事平，更有令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由上可知河东是曹操平定关右及“制天下”的重要军粮供应基地之一，故曹操对久任河东太守的杜畿极为倚重，一再下令表扬。但，陈寿的叙述和曹操的表彰，都只赞扬了太守杜畿，而未曾提及典农官屯田的成绩，说明河东的屯田并不占多大分量。史书涉及河东屯田事项者只有二处：一是魏文帝曹丕时，赵俨继杜畿之后，“领河东太守、典农中郎将”；二是《曹真碑》有曲沃农都尉。赵俨以河东太守而兼典农的事，说明文帝时曹魏民屯已开始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势头。至于以上《杜畿传》引文所言因勤农而致丰实的“家家”及为杜府君努力运送军粮的“民”、“人”，自然多是自耕农。这种记述反映了自耕农的重要作用。在下面引用史料中也常有类似情况，为了行文顺畅和避免累赘，我们就不再指出和说明了。
统观三国史料，无论就曹魏典农官所管辖的屯田民人数和作出贡献看，都远远不能同郡县个体农民相比拟。正因为自耕农是曹魏立国的主要基石，故统治者对自耕农采取了各种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