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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者，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不怎样热中于权势名利，故栖迟衡门，年逾半百，始行出仕。从他的阅历和家世看，他不可能参预诛操谋划。但从他所撰《申鉴》及《汉纪》的思想内容看，连他自己都不回避乃“有监戒焉”。所以他在《申鉴》中要“在上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这是明确劝告曹操修德慎行，内不回惑伤忠贞，外无异望图汉鼎。继之又言，“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书，善恶成败，天不存焉……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这是告诫曹操，要黾勉作周公，永远留典型于后世，获荣誉于万代，切勿作王莽，逞快于一时，遭诟辱于千载。
从《申鉴》的内容看，如“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等等名言嘉语，表明荀悦不仅明于治乱之理，而且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然而他在《汉纪》中却喋喋不休地谈论天人感应与灾异迷信之事，显而易见的是他企图以此来恫吓曹操，使操日后亦不能不对自己不相信天命之事加以解释。
四、鱼豢的《魏略》
有关三国史的撰述，《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有简要的概述：
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璩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缺，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
至晋授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
由上可知，曹魏官撰史书为王沈主撰之《魏书》。孙吴官撰史书为韦昭主撰之《吴书》。《晋书》卷39《王沈传》言王沈于魏正元年间（254年至259年）“与荀觊、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那时，高贵乡公曹髦因不能忍受当傀儡皇帝的耻辱，决定对司马昭发动突然袭击。当曹髦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后，沈、业二人立即驰马向司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马氏重用，官运亨通，但为众议所非，《魏书》也因袒护司马氏，被讥为非实录。
《吴书》的主撰韦昭，孙晧时为侍中，领左国史。因孙晧暴虐，群臣多阿谀顺旨，数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孙皓欢心。晧以问昭，昭曰：“此人家筐箧中物耳”。晧又欲令昭为父和作纪，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办。诸如此类的事，使晧衔恨在心。凤凰二年（273年），晧竟杀昭。与昭共撰《吴书》的薛莹、华覈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学。故《吴书》尚为史家所许可。
《魏略》，系魏郎中鱼豢私撰，《史通·古今正史》谓“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然据《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略》记有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近人张鹏一《魏略辑本》谓鱼豢死于晋太康以后，则鱼豢入晋后还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鱼豢不曾仕晋。看来，鱼豢是忠于曹魏而耻为晋臣者，故《魏略》叙事颇注重品节作风。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之书，以《魏略》为最多，《魏略》虽早已亡佚，但从裴注中尚可窥知其梗概。从《魏略》的内容和文字看，还是相当好的。鱼豢是关中人，所以对西北的风土人情多有叙述。例如《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不仅能补陈书之缺，而且史料价值极为珍贵，被史家誉为“殊方记载，最为翔实”。《魏略》很注意对三国时各阶层人物的描写，例如鱼豢为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作《儒宗传》，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190年）至建安之末（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由上可知，曹魏时，子弟入太学，多是为了避役，而在太学教授生徒的博士，也大都粗疏，学无根底。朝中公卿以下能执笔为文者也不到十人。无怪乎鱼豢要叹息学术的坠落了。鱼豢在《儒宗·董遇传》中介绍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决条件，即不论学习什么书，都“必当先读百遍”。他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鱼豢在《儒宗传》中，还揭露了地方旧姓豪族欺凌单家（非富强之家）的情景。如在《薛夏传》说：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可能为“雄”字之误）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后四姓又使囚遥引夏，关移颍川，收捕系狱。时太祖已在冀州，闻夏为本郡所质，抚掌曰：“夏无罪也，汉阳儿辈直欲杀之耳！”乃告颍川，使理出之，召署军谋掾。
由上可知，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称霸郡中，单家薛夏独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便千方百计地想对他下毒手，薛夏投奔曹操后，四姓仍企图捕他论罪。地方豪族对名闻中原的学者，尚如此狠毒，一般单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压程度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魏略》中还有《清介》、《纯固》、《勇侠》、《知足》、《游说》、《佞幸》等传。清代学者钱大昕谓《魏略》“诸传标目，多与他史异”；高似孙称《魏略》“特为有笔力”；“亦一时记载之隽也”。
《隋书》卷33《经籍志二》：“《典略》（可能为“魏略”之误）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魏略》三十八卷，鱼豢撰；《典略》五十卷，鱼豢撰”。《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鱼豢《魏略》五十卷”。
由于以上三志记载各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典略》与《魏略》是一书，有的则认为是二书，不管怎样，二书皆为鱼豢所撰，而且皆为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是没有争论的。由于本书引用《魏略》中的记载已不少，故在这里不再多述。
一、玄学的兴起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士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士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