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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要对付势力强大、国家众多的西方阵营，必须与苏联等国紧密合作，因而特意去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
那时候，在朝鲜战争中得利最大的是苏联。它没有派兵赴朝参战，仅向中国派出１３个空军师担负防空任务，向中国提供了６４个陆军师和２２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还是有偿提供的，但却使美国处于被动的境地，并借此巩固了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但这时苏联处于斯大林逝世后的领导班子调整时期，为对付美国和西方阵营，特别注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如此，莫洛托夫一见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便与周恩来亲切握手，热烈拥抱，有意让记者拍下中苏领导人拥抱的历史性镜头。 莫洛托夫在机场以老外交家派头发表简短讲话，针对杜勒斯死不承认新中国的态度，特别强调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其外交政策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的。莫洛托夫有意摆出中苏联合起来与美国斗争的架势。
莫洛托夫有意与周恩来并肩而行，亲切地边走边谈，西方记者爬上机场通道的栏杆、墙角和窗口，大声地呼喊：“周恩来，周恩来！”
莫洛托夫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见西方记者如此对周恩来发疯般着魔呼叫，他为周恩来感到骄傲，灵机一动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一点儿，站下来，略谈几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
周恩来含笑表示同意，两人走走停停，说说笑笑，并肩步入候机厅休息室。西方记者纷纷拍下历史性镜头，认为这是中苏联合对抗美国的生动写照。
当时，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艾森豪威尔认为斯大林逝世对美国称霸世界极为有利，企图利用新的苏联领导班子尚未完全组成的时机，向苏联提出召开以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加紧对亚洲国家进行控制，但召开此会议没有中国参加不行，美英法等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只有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杜勒斯久闻周恩来的大名，一到日内瓦，顾不得欣赏这座欧洲名城的秀丽风光，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周恩来到了吗？”
当美国官员汇报中国外交官没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而且穿着单调，都穿一色黑中山装，被瑞士人误以为是传教队而纷纷驻足脱帽致敬时，杜勒斯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
美国外交官还向杜勒斯讨好他说：“这样的乡巴佬，怎是堂堂美国外交官的对手！”
杜勒斯虽未见过周恩来，但却深知周恩来的厉害，如何与周恩来相斗，他早已有考虑，因此，厉声斥责道：“周恩来不是乡巴佬，更非等闲之辈——向美国外交官传达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与中国代表握手！我不希望在日内瓦会见周恩来，除非我们的汽车相撞！”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６日下午３时０５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在瑞士国际联盟大厦理事会会议厅隆重开幕。
杜勒斯本来被排在４月２７ 日发言，但却突然提出把发言推迟到次日。人们分析起码有三个原因：一是朝鲜代表南日的讲话击中美国要害，需要修改发言稿；二是对莫洛托夫任会议主席时选定葛罗米柯、中国的师哲为副手强烈不满；三是有意与周恩来在同一天发言，与周恩来争个高低胜负！
这样，４月２８日杜勒斯与周恩来的发言就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焦点。
这一天，日内瓦冷风嗖嗖，雪花飞舞，杜勒斯把一股冷气带进热气腾腾的会场。人们不由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名鼎鼎的杜勒斯身上。
人们发现，他的面目虽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狰狞，但却脸色阴沉，傲慢，不苟言笑。怪不得人们给他送了个“雷管”的绰号。他之所以有此绰号，这固然是因为他在做癌症手术时，胃里放了一支镭管（“镭”与“雷”同音，借用），但更重要的是此人骄横阴森，是个危险人物。他虽有兴趣同中国探索缓和紧张关系及使美在押人员获释的可能途径，但他对中国竟敢同美国在朝鲜打仗怀恨在心，一心想把中国压服了再说。
只见杜勒斯以霸主姿态走上讲台，对谁都不着一眼，就死板地读他那枯燥的发言稿，玩弄贼喊捉贼的伎俩。把朝鲜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阴沉着脸走下讲台，而且不回美国代表团席位而走出会场，钻进他那辆大型福特牌轿车，匆匆绝尘而去。
周恩来见此公如此缺乏外交风度，不由轻轻摇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然后健步走上讲台，其庄重又潇洒的风度与杜勒斯判若两人。
美国副国务卿、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见杜勒斯不辞而别，暗想“算我倒霉，我只能替杜勒斯挨骂了”，但出乎预料，他听到的却是周恩来那语调平和又富有哲理性的发言：
“今天，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坐在同一张桌前，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接着，周恩来指责杜勒斯刚才的发言不符合亚洲人民的利益，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恩来的讲话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这样，中美两国的发言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和美国成了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对手，周恩来与杜勒斯便成为对立阵营的主帅。
杜勒斯感到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便让副国务卿史密斯向莫洛托夫打听与周恩来交涉的方法。史密斯是个幽默开朗的人，他对莫洛托夫说：
“我对阁下十分敬佩，都说你是很难对付的谈判者，人称“不”字先生，毫不妥协！”
莫洛托夫用手一理银灰色头发笑了起来，然后以手指着自己
的大鼻子，开玩笑说：“我算什么？周恩来才叫难以对付呢！”
史密斯认真地提出杜勒斯让问的问题说：“阁下所言很对，请问怎样同周恩来打交道？”
莫洛托夫以实相告：“周恩来为人正直，可以私下接触！’”
史密斯回来向杜勒斯一汇报，杜勒斯就训斥说，美国与中国互不承认，怎能私下接触？岂不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他严禁美国人和中国人握手；周恩来主动与杜勒斯接触，杜勒斯却扭头逃跑。
为打开日内瓦会议僵局，周恩来与莫洛托夫商定分化西方营垒的方策。莫洛托夫先把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到苏联的别墅赴宴。
周恩来知道杜勒斯蛮横地指责英国不在日内瓦会议上“驳斥中共的谴责”，搞得艾登很恼火，英美之间产生了隔阂，就主动请艾登饮咖啡。艾登指着沙发上的水果说：“苏联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莫洛托夫存心给中英间搭桥铺路说：“但是中国有，中国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国家。”
艾登早就对古老的中国有神秘感，他不无遗憾他说：“是的，可惜我没有去过中国。”
莫洛托夫趁热打铁：“艾登先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艾登兴致勃勃地对周恩来说：“甚愿如此。我告诉你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门，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写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接着，艾登脸呈乞求之色说：“你们两位，或者你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可否劝劝胡志明，让法国的伤兵从越南撤走？”
周恩来说，此事应由交战双方谈判解决。
莫洛托夫劝艾登利用英美有共同语言的有利条件，做美国人的工作，让美国人不要太冲动。
艾登双手一摊苦笑说：
“有一个剧作家曾经说，英国和美国之间除了语言共同之外，别无共同之处。”
周恩来双眼炯炯有神，以有力的语言，点出问题的实质说：“美国丧失中国之后，它不甘心，因此就威胁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但是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相反，美国人民却被弄得神经紧张。”
艾登固执他讲他的见解称：“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看法，他们曾对蒋介石热烈支持，英国对蒋介石从来就不是很热心。美国人又认为他们在中国做了许多善意的事，我指的是支持蒋介石以外的事，如传教、救济等等，而美国人认为现在中国人是以怨报德。”
周恩来据理驳斥说：“问题的中心正是因为美国帮助蒋介石压迫和屠杀中国人，中国人怎么能对美国满意？”
艾登才华横溢又富有应变能力，巧妙地转移话题说：“实际上，英国在中国的损失要比美国大得多，但是美国人总强调在中国做过善事，中国不要以怨报德，这种心理上的感觉是在起作用的。”
周恩来微微一笑驳斥说：“但是美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干的大量坏事，算起历史的帐来，英国并没有损失。”
坦率的谈话使中英外长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彼此都肃然起敬。接下去双方谈到改善中英关系和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小型会议问题，关系有了显著改善。
在小型会议上，周恩来面对面地“将”杜勒斯的“军”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的讲话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
杜勒斯一下被打乱了阵脚，慌忙中提不出任何合理建议，只强调必须由联合国监督朝鲜选举；周恩来指出联合国已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根本无此资格。杜勒斯哑口无言，又多方狡辩，但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几个回合斗下来，杜勒斯对周恩来越加敬畏，自知不是这位著名外交家的对手，加之得癌症后体力渐感不支，便于１９５４年５月３日在日内瓦发表离去声明，为自己找台阶下说：
“我在积极地参加了第一周的日内瓦会议之后即将返回华盛顿。我是按照我在柏林会议决定召开日内瓦会议时，向皮杜尔先生、艾登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所表示的意图离去的。那时，我说，我只能参加头几天的会议。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将军接替我的职务，继任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将军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经验将使他能够权威地处理日内瓦会议所要讨论的一切问题。”
根据周恩来指示，由乔冠华、吴冷西组织、修改的《人民日报》述评《杜勒斯就要回家了》，对杜勒斯进行辛辣讽刺说：
“杜勒斯反对从朝鲜撤退美国侵略军的‘理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退只意味着什么５英里，而美国军队的撤退却意味着５０００英里，回到朝鲜至少需要几个星期！这种‘雄辩’简直已经成了这里的新闻记者们的一种笑料了……地理上的距离既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军队也就可以永远不从朝鲜撤退吗？”
经周恩来卓越斗争艺术的争取，艾登对中国的态度有了显著转变，法国外长皮杜尔却顽固地追随美国，周恩来便与莫洛托夫、范文同、南日协商，决定适当打击法国拉尼埃政府，在日内瓦和越南同时行动。
在美国支持下，法国拉尼埃和越南保大政府气焰嚣张，法国、南越代表皮杜尔、阮忠荣指着越南代表范文同的鼻子大骂：“你们的政府在哪里？你们不过是影子政府！”
那时越南人民军打得不顺利，武元甲忧心忡忡说：“我们损失太严重了，我们的精锐部队几乎全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