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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作者（该文登在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于1971年7一9月）是彭明敏（音译）教授，台湾国立大学前政教系主任。他和他的两个学生由于印制1万份传单而被捕。
这些传单实际上是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的传单。
由于负责印刷传单的人的揭发，3人于1964年9月同时被捕。1965年4月2月，彭教授被判8年徒刑，他的两名同犯分别被判10年和8年。然而，同年11月蒋介石大赦了彭教授。
1966年，他的两名学生的刑期也被减半。
无论如何，彭教授一案都不是孤立的。1960年9月4日，著名学者雷震因背叛罪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他未能告发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职员中的一名前共产党员。然而，他的主要罪行可能是组织了一个名为“改进地方选举论坛”的反动组织。
1965年底，一份受欢迎的杂志《文星》因发表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1年。
一件更令人忧虑的案子也许是1970年审讯从菲律宾被放逐到台湾的兄弟俩。他们分别被判2年和3年的有期徒刑。他们被指控为在马尼拉发表了支持共产党的文章。5月中旬，在200多名外国记者在台旅游期间，国际新闻协会为这兄弟俩求情。许多华侨注意到，在国外犯罪有可能在国内被判刑（为了对蒋介石表现出公平，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把这个棘手的案子移交给了蒋介石，所以他坚持把这兄弟俩放逐到台湾）。
台湾蒋氏父子控制了一切。蒋介石独揽大权，蒋经国负责调查局，这是一个安全监视机构，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逃出它的手心。
尽管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指控最常见的是支持东亚共产主义，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更多的是指控参加或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能干的台湾政治家高玉树（1957年我见过他，当时他是台北市市长）于1960年参加了成立中华民主党的活动，但他后来失败了。
由于被告发犯有腐化堕落罪，他暂时被赶出了政界。
然而，公平他说，在蒋的统治下，台湾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分享到了。由于台湾本地候选人在社会事务和各种选举中的地位戏剧性地得到了提高；由于在各教育机构强制性使用汉语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而实行的开明的教育同化政策等，使台湾的独立意识渐渐地减弱了。
1965年和1966年台湾的两位领导人托马斯·廖和曾万福回到台湾搞独立运动，结果失败了。他们俩人被放逐到日本多年，后来因有悔改行为而受到宽恕，并准许回台。以后他们没再受到惩罚。
尽管蒋介石政府以“自由中国”来标榜自己，但他采取的一直是独裁主义的统治制度。在“中华民国”，存在着老百姓放弃政治的可能性。除了一些特殊问题之外，如反共产主义、总统的个人评价或台湾独立问题，台湾的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并常常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
一般来说，外国的访问者常常对台湾的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感触至深。的确，在台湾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有可能并且很容易生活得美满幸福。从长远的观点看，其结果将是形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民族。
蒋介石允许有巨大的生产性自由的一块领域是经济，这也许是因为他对经济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中公共企业的产值占55．9％。到1974年，这一比率下降到23．5％。然而，私有企业在这20年中则从44．1％增长到76．5％。在有助于台湾“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和经济自由的结合。罢工是受禁止的，但是，即使在没有罢工禁令的情况下，不断的经济繁荣和家长式统治的结合也会使工人暴动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当然，经济的成功还有别的原因。在最初的年月里，美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军事需要提供了大量的援助。1965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并且鉴于已经取得的“健康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宣布，在美国财政年度岁末，美国将在6月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但是，军事援助还在继续。自1949以来，国民党政府已经接受了3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22亿的军事援助，12亿的经济援助和价值2．5亿美元的农产品。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1965年以后仍在继续执行。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讲，1965年也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蒋介石政府决定将六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其结果是把学生的毕业年龄提高到16岁，并标志着台湾开始进入一个通过扩大教育而创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劳动力的复杂的技术时代。
10年以后，台湾开始出口电子计算器和彩电，并且自己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到那时为止，台湾的外贸总额已经超过人口大于台湾50多倍的中国大陆。
1973年，台湾的工业增长率达到了22．7％这一惊人数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长率的一半（因为世界贸易衰退），不过，台湾的工业生产仍以令其他先进国家妒嫉的比率继续增大。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人均年收入已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非凡的增长常常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为基础年，该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为100，那么，1974年的物价指数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点，把1952年作为基础年，那么1974年的消费指数则为431。但是，这种比较是不精确的。如果把1952年作为工业生产的基础年，1974年的国有工业生产指数为783．5，私有工业生产指数为3950．8。
台湾的经济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因为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养兵60万，并把60％的国民预算用于国防，同时，人口也从1952年的800万剧增到了1974年的1600万。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专家为政治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当土地改革纲领的起草人陈诚将军于1963年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卓有成绩的财政部长严家淦博士作为前行政院院长的继承人。
此举意义重大，严博士于1966年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
副总统（以37票的微弱的数票获得通过，这还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进国民大会进行投票之后才获得通过，这表明北方籍的国大代表对蒋介石选择另一个南方人作为自己的亲密伙伴普遍感到不满，因为严博士也是江苏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专家治国论者是财政部长李国鼎和经济部长孙运旋。他们指挥着60年代未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蒋介石于1972年5月“推荐”他的儿子当行政院院长时，李和孙是被蒋经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三个部长中的两个。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1972年的变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些变化标志着台湾当地人在参与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卷入政治麻烦的前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被任命为邮电部部长。同年12月，“自由中国”举行1947年以来的第一次普选为台湾人候选人提供了机会，使之改变了他们在老化的国民大会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数的状况。（为了保持拥有大陆主权这一构想，可供选举的席位只有53个）新成员的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然而，1947年当选的1376名代表都是终身的。）
1972年只有一件事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蒋介石再次当选总统，并于5月20日宣誓就职。这是他第5次连任国家元首。
专家政治的有力发展对蒋的外交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复一年，台湾政府不得不拉选票以保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与那些会投台湾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国家提供专家咨询和技术服务。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被邀请来参观台湾的农业生产。当然，这些领导人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很满意的。紧接着，台湾又开始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培训非洲人，派专家到非洲国家工作，时间通常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蒋介石政府向非洲19个国家共派专家630人。结果，在诸如利比里亚、卢旺达和象牙海岸等国家水稻产量大幅度上升。并且品种也多样化了。台北为此得到的回报是，当联合国就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中的席位进行争论时，这些国家都对台湾投了赞成票。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这实在让人吃惊。如果大家都不象蒋介石那样固执的话，那么关于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设想早就被抛弃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蒋介石自己对任期合法性的说明本身也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有理由相信，蒋介石并未完全被其“收复大陆”的梦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较公开的讲话中说，假如台湾在两年内发动进攻的话，他自己的军队，再加上美国的帮助，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以后就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赶下台了，因为到1968年时，中共将会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核武器系统。1968年来去匆匆，蒋介石还是未能“收复大陆”。但是，他仍在发表号召“收复大陆”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攻大陆”的计划也逐渐模糊了。
对蒋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来自尼克松总统。
一些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注意到了发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国季刊《外交事务》上的一篇尼克松写的文章。该文是尼克松在1963年竟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尼克松在文中暗示，结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现了一个更明确的前兆：尼克松在对关岛的短暂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新闻声明，他指出了两点：
美国将执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处理自己的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里很明显是指中国）。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政治事件。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透露，他已经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到中国同周恩来会谈。他还说他已接受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官方邀请。尼克松说：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寻求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保证：“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采取的行动决不是以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
蒋介石在台北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感到恼火和沮丧。他指示驻华盛顿大使沈剑虹先生向美国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只能这样做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必然严重地削弱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已经垂危的地位。联大第26届大会正准备在10月末召开。早在8月2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就宣布，美国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并且同时保证台湾将不会被剥夺联合国的代表权，但这一保证是虚假的。
这就是“两个中国”的学说，这对蒋介石或毛泽东来说都是不愉快的事。
由于这种形势已经很明确，蒋介石想起了他在1949年离开大陆之前转移政府财宝的预见能力；这时他又想起了转移另一种“财宝”：中华民国自动撤回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股份，总值达5990万美元（当时为2400万美元）。在10月25日联合国进行决定性辩论的前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