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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0～43页。＇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34页。＇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
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页。＇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6页。＇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弟7页。＇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页。＇“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9页。＇
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页。＇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页。＇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4页。＇
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
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
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