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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工人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致的起来撕破国联调查团这一污辱中国民族的报告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6页。＇
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强调：“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
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这是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决议提出：“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争斗，只有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398页。＇
中国各民众救国团体，纷纷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证明“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并指出，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
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钩、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10月1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驳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提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日本毫不掩饰国联对它的支持。曾目睹国联大会的吉田茂说：“幸而由于英法大国的周旋和支持，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不少我方主张”。＇〔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直到1933年1月初，英国大使还会见了内田外务相，接着，国联秘书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