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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的谈话中，还表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人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双方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美〕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1～98页。＇
基于上述原因，赫尔利的延安之行，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欢迎。经过两天两夜，正如他向罗斯福总统报告的：“我们以最紧张热烈、最友好的方式，争辩，一致，不一致，否定，承认，对我的五点方案来回讨论，直到最后加以修正……。”＇〔美〕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经过四次协商，双方于11月10日在延安王家坪达成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和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五项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冶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字）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赫尔利（见证人）（签字）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394页。＇
上述五条协定，尽管与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但当时如能实现联合政府方针，对抗战事业和中国的进步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签字之后，赫尔利感到自己使命成功在望。同一天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不无兴奋地称：“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受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但是，国民政府却坚决拒绝了五项协议。蒋介石认为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他的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1944年，第6卷，第699页。＇
1月22日，针对五点协议，蒋介石又提出所谓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它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井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这三点“反建议”只字不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其实质是以合法手段达到灭共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背叛他在延安说过的话，竟然置双方庄严签字的“五点协议”于不顾，硬说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劝说中共接受。
赫尔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行径，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11月22日，当他将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交给周恩来的时候，为周严辞拒绝。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返回延安。
随后，赫尔利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4页。＇
12月28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在联合政府问题上中共不愿“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请他转告国民政府先要解决四个具体问题，即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诅出版社，1957年版，第145页。＇ 但上述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此时，赫尔利还不敢关闭与中共谈判的大门。中国共产党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派周恩来于1945年1月24日再次赴渝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是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赫尔利应双方邀请列席了会议。
会谈中，国民党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原三点“反建议”的基础上，又提出三项办法，即：在行政院下设一容纳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战时内阁；由军事委员长委派国共军队军官各一人、美国军官一人组成三人混合委员会，负责拟定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之办法；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三项办法的实质依然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迫中共交出军队。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的三项办法，2月2日，提出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主张先解决民主，后解决军队，但再次被蒋介石拒绝。至此，谈判陷入僵局。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就在赫尔利协助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演双簧戏的时候，赫尔利己准备公开与中共摊牌，开始清洗主张联共政策的美国在华军政人员。1945年2月28日，艾奇逊、戴维斯等五位美国驻华官员起草给国务院的报告，主张不要无条件对蒋承担义务，遭到赫尔利的拒绝，其后戴维斯等一批客观反映情况的外交官开始遭到清洗。进入1945年后，欧亚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更加明朗，美国世界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争夺势力范围方面，在中国便公开实施扶蒋反共的政策。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未放弃与美国合作的努力，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提出了访问华盛顿的建议。内称：“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正式团体去美国，向对中国当前局势感兴趣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官员进行解释和说明。下面是该政府严格限制不加公布的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将他们作为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毛和周即愿立即单独或一同去华盛顿举行探讨性的会议。”＇〔美〕巴巴拉·塔奇曼：《假如毛和周来到华盛顿：如何抉择》，载《外交》，1972年10月。
但赫尔利把这个建议说成是美国驻外军官所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的一个部分，扣压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5年1月9、10日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希望访问美国的电报。罗斯福采纳了赫尔利坚决反对邀请中共领导人访美的意见，从而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发展外交关系的大门。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认为，如果国民党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就会“为更强有力、深得民心的共产党人……铺平道路”，使中共力量一天天壮大，甚至可能控制政府。＇〔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5页。＇
2月15日，就在周恩来发表离渝声明的同一天，魏德迈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有他签名的一份文件：“我们美国军事人员”“奉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将不给中国战场内任何个人、任何行动、任何组织以任何支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军7卷，第233页。＇
这无疑是美国抉蒋反共的一项政策声明。
1945年3月4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从重庆回到美国，就美国对华政策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进一步取得了罗斯福的支持。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号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中国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并无耻吹捧蒋介石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7卷，第317～320页。＇
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正如新华社在评论中所揭露的：“赫尔利将军着重说明：‘美国政府不能以武器援助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而只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军队。要努力帮助国民党达到全国军事之统一’。‘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后，新任总统社鲁门继承了扶蒋反共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给予美国改善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的机会就这样为美国方面断送了。非但如此，美国扶蒋反共政策还加剧了中国政局的动乱。毛泽东在此后不久撰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