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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惮无所借口，请即秉此旨妥密进行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0～531页。＇
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甚至还不惜诬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4页。＇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敷〔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
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二、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亦调至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剿共”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指蒋介石派与两广派的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该军序列如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军长：蔡廷锴
第60师：师长沈光汉
第119旅：旅长刘占雄
第120旅：旅长邓志才
第61师：师长毛维寿
第121旅：旅长张励
第122旅：旅长张炎
第78师：师长区寿年
第155旅：旅长黄固
第156旅：旅长翁照垣
每旅辖3个团，全军共3。3万余人。
调防京沪以后，第19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军上下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之决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第19路军广大官兵虽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但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抗日准备。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调戍京沪以后，情况生疏，对敌情知之甚少。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星期，才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与会人员一致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第19路军抗战决心，传达了于23日发出的密令，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所辖第155旅担负京沪铁路（含）以南之真如、虹桥、漕河泾、高昌庙地区防务（第3团驻真如，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之闸北、大场、吴淞、宝山地区防务（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并派1个连担任浏河警戒，1个营驻江湾附近，第4团驻吴淞、宝山）；师部位于真如。吴淞要塞部队（1个守备营）固守要塞。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室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李敖：《蒋介石研究》（3），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
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却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主，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泅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们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概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派遣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何应钦指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蔡廷锴自传》，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