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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四节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一、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军向长城东段各口进攻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妥协。4月11日，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滦东之际，蒋介石就想通过调停实现停战，拟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长、老亲日派黄郛主持华北政务，特电邀黄到南昌晤谈。黄于18日复电说：考虑结果，委实不能轻决，但平津存亡，间不容发。
19日，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开始接触。
与此相呼应，何应钦也在北平约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往访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调停。兰浦森以“一·二八”调停曾引起中国人“误解”为由，主张谨慎从事。后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汪精卫。汪复电表示：感激各国调停上海抗战；同意谈判只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等政治问题；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4月22日。＇
兰浦森把这些意见报告伦敦，又告美驻华公使詹森转报华盛顿，并与日本驻华代办中山详一会谈。4月26日，刘崇杰在北平会晤英使兰浦森，指望友邦自动出来调停。兰答：各国劝阻日军行动一事，目前恐怕很难办到。＇刘崇杰致罗文于电，1933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5月13日，刘崇杰由北平上电蒋介石，谈及英、美和国联对日军威胁平津，均持消极态度。＇刘崇杰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13日，引自蒋介石致黄郛电，1933年5月15日。＇ 尽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
5月21日，刘崇杰又去拜会英使兰浦森，再次希望他出来调停。兰浦森要求中国把停战办法用书面提出来，再电伦敦向东京军部商洽，结果又落了空。
指望第三国调停不成，蒋汪便抛弃所谓“不与日本直接谈判”的誓言，乘日军滦东撤兵之机，暗中密谋与日本直接谈判。在4月19日黄郭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军政部次长陈仪于4月27日向根本博转达了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根本博暗示滦东撤军是中国商请停战的好机会，并提出只要中国军队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并从南天门撤至开平、玉田、顺义一线，停战就有希望。
29日，何应钦通过陈仪答复根本博：可以进行停战接洽，并同意日方提出的条件。但关东军却电告根本博说：南天门是日军战斗所得，不能作为停战条件。如果中国军队能够自动撤至密云、平谷、玉田、滦河右岸，日军可以缓和攻势。日军得寸进尺，给接洽造成了新的障碍。
此时，已在华北窥视许久的天津特务机关头目板垣征四郎和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永津佐比重，看清了南京政府的致命弱点，乃坚决反对停战。板垣于4月30日以抗议的口吻致电关东军司令部称：现在风传日本将与国民政府妥协，以致反中央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5月2日，永津密电关东军说：华北中国军队派别分歧，军心不稳。只要全力攻下密云，并派飞机到北平、通州一带示威，中国军队就会被迫撤退。关东军接到报告后，决定接受永津条陈，并请东京参谋部修改行动计划。东京参谋部于5月6日命令关东军在长城地区对中国军队反复进行彻底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分裂”。＇〔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享变》，美铃书房，1964年东京版，第515页。＇ 随即开始了关东军对中国关内新的侵略行动。
正当永津、板垣阻止停战谈判，日军准备进犯关内时，汪精卫和黄郭到南昌行营与蒋介石密商，决定5月3日设置以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打破谈判僵局。由于黄郛在上海与东京方面派来的人进行了秘密接洽，得知日本欢迎他出面办理华北交涉的底蕴，因而欣然受命。5月6日，日武官根本博在上海晤见黄郛。以华军在“前线仍时有局部之挑战行动”为借口，向黄示意“关东军决心再次出击”。黄即电陈仪称：“前线步骤参差，致因局部而牵涉全线，引敌并进，将无止境。”瞩陈密告汪精卫“严密注意，妥为纠正”。＇黄郛致陈仪电，1933年5月6日。＇
5月7日，黄郛与根本博会晤，探询关东军的真意。5月11日，何应钦、黄绍竑密电汪精卫，要求由黄郛或陈仪与日方商谈，“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言，指定某一战线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
同时密电黄郛，要求其在上海与日方接洽，“寻得和平途径”。＇何应钦、黄绍竑致汪精卫电，何应钦致黄郛电，1933年5月11日。＇
5月12日，黄郭再次询问根本博：如中国军队愿意：自新开岭撤退到密云，日军是否不再追击？关东军电告根本博说：决无进至平津之意，但务盼华军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为要。同日，黄郛电何应钦等，报告连日在沪与日方接洽情形，推测日军必进至密云，建议“大胆下一决心，用极速度撤至密云后方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山一带从事整理”，则“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若能就近再与永津接洽，更可不失时机”。＇黄郛复张群、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12日。＇
5月14日，黄郛第三次面见根本博，转告何应钦同意18日前将部队撤至密云、平谷、玉田、蓟县、唐山一线，井要日方保证停止进逼。黄郛在上海与日达成口头妥协后，于5月15日从上海到南京，准备北上与日方正式会谈。
在黄郛北上途中，何应钦根据黄郛12日的建议，于15、16两日指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在北平连续三次与永津武官晤谈。第一次，熊斌表示中国可退至顺义，但不撤出密云；第二次，永津要中国军队撤至芦台、宝抵；第三次，熊斌让步，表示同意永津的要求，只是希望日军不要追击。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当黄郛抵达北平时，日军连连得手，已不满足于在上海的谈判要求，准备提出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的方针，规定了停战谈判的条件、地点和对手等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6页。＇
18日，又下达了《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令永津在失东军指导下担任接洽停战的任务；并对日军追击范围和中国军队撤退线作了规定。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党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21日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是日午夜，汪精卫致电北平当局，表示“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制”，授权何应钦、黄绍竑、黄郭“便宜处置”。＇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21日。＇
据此，何应钦准备经良乡南逃保定。黄郛也打算随何南下。其实，当时日军也看到自己的“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殆已用尽，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唯恐中国军队以反击的余裕。”＇〔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37页。＇ 而且，作战目的已经达到。
5月22日，武藤根据东京的指示电告永津武官，令他接洽停战。其停战条件为：
（一）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室抵、宁河、芦台线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