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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开始使用“陕甘宁特区”的名称。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井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好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该报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为会议的开幕发表社论指出：“会议在全苏区共产党党员前面，提出了如下的紧急任务：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中间，苏区的党应当如何的努力建设一民主模范区于西北，如何的努力于实现苏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如何的为建设一般的模范区而奋斗，如何的加紧锻炼我们抗日的武装力量，使之成为抗日战争中模范的民族战斗队伍。一切这些任务，都着重的放在苏区党每一个党员肩上。这些任务的执行，概括的说，就是要全部工作的精力，目前阶段上应当放在民主运动上面，使这一民主运动和改善群众生活、抗战的准备与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新中华报》（特刊），1937年5月3日。＇
随后，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边区造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作为边区工作的总方针。从此，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建设时期。边区的建设主要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
政治方面：建立民主政治，实施普选。陕甘宁边区曾是中国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向来缺乏民主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苏区，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旧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民主政治的曙光，第一次照到了黄土高原这一偏僻的地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为了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在特区实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了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富农、僧侣的公民权，在特区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抗日民主制度。为实现这种转变井创造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地区，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4月制定出了第一个选举条例，并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破天荒地于1937年5月开始，实行了乡、区、县人民普选运动，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边区的普选是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并采取了真正的民主方式进行的：
第一，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边区的选举是普遍的，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了汉奸卖国贼、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外，“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各级参议员及政府行政领导，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的选举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选民，都只能有一票选举权，其效力相同，同时在选举的人数比例上，没有差别。选举中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为了使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无拘无束的选举，边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在投票的方式上，边区也有许多创造，如识字多的人采取写票法，识字不多的人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则采取投豆法、燃香烙洞法；对于因路远、离不开生产岗位或年老有病而不能赴会的人，又特地采用背箱法，即由选举委员会成员背上箱子挨户送票收票。各种投票方式，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习惯而异，灵活运用。由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全体选民中70％以上都热烈地参加了选举运动。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各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或群众团体的人，还规定一定数量的选民的联署。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为了争取当选，他们要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履历、工作情况和施政主张，以便于人民了解、判断。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碍选举自由者，公民有权向司法机关告发，将其提交法院依法惩处。选举条例还规定：一切选举费用，均由边区政府财政厅支付。这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也从物质上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利。
第三，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边区实行参议会民主制，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罢免一切渎职或不称职的人员。在边区各级选举会议中，政府负责人都到会报告政府工作，有的报告还印成小册子，或公诸报端。报告要求简明具体，实事求是，既说明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检讨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自我批评。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倾心细听，报告以后，即展开质问、讨论、批评、建议。在这些普选运动中，蟠龙一、三乡的工作受到选民的严厉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则得到选民的热烈称赞。另外，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选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和通过许多有关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人民生活、锄奸剿匪等提案。据统计，有2/3以上的乡的选民大会都提出并热烈地讨论了具体的提案。
陕甘宁边区普选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的政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而边区人民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才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发挥了人民抗战和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时期，广大人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在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根据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才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为了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便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实行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土地政策的同时，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和土地政策。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租债，不许再索取。”“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
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这些规定宣布后，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离开边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参加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1937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6月29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要求发展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地，增加粮食，发展畜牧业，培养农业干部等。
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鼓励大量垦荒，除发动现有农民加垦外，规定地主豪绅回家的，外籍士兵志愿在此落业的，外籍逃荒来的，皆给予足够的土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实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由政府开办水利，以利农耕，改良土地。同时，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在畜牧业方面，从外地购入良种，以改良畜种，并加强畜病防治。在工矿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帮助手工业恢复生产，欢迎资本家投资开发矿产。在商业方面，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并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维修和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利物资流通。同时，为适应党政军机关人员的需要，还着手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在财政上休养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借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仅向人民征收一定的税收和救国公粮。
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