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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造力不可思议。如果说朱元璋手下第一代如云的名将，徐达、常遇春、邓愈、冯胜、汤和、傅友德、廖永忠、胡大海……尚可用风云际会、一时奇迹来解释的话，那紧接着第二代快速而强劲的崛起，就超出了我们的解释能力之外。李文忠，小名保儿，“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死，父贞携之转侧乱军中，濒死者数矣。逾二年乃谒太祖于滁阳。太祖见保儿，喜甚，抚以为子，令从己姓。读书颖敏如素习。年十九，以舍人将亲军，从援池州，破天完军【徐寿辉军队】，骁勇冠诸将”。｛3｝沐英，“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年少明敏，剖决无滞。后数称其才，帝亦器重之”。曾从邓愈西征吐蕃，从徐达北征塞外，屡建奇功；洪武九年，长驱云南，敉平之，坐镇南疆凡一十五载至逝，太祖尝“亲拊之曰：‘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就是你沐英啊】。’”｛4｝蓝玉，明初名将中晚生代的杰出代表，“长身赪【红】面，饶【富于】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死，通殁】，数总大军，多立功”。｛5｝其英名早成，神勇如吕布再世，是朱元璋晚年有计划逐一构害的军事奇才中的最后一个……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朱元璋帐下良将云集的情形，但我们不难想象，两军对垒之际，敌方统帅投向这支将星争耀的军队时，会是怎样一种嫉妒的眼神！
当然，敌方统帅或许最应该首先打量一下自己的那副尊容——我们来看看朱元璋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乃何等样人。
张士诚，盐贩出身。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据吴地，进而再得浙西，拥江南富庶之地，于是心满意足，唯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起大军来取应天（南京），约士诚合而攻之。士诚竟以其“一亩三分田”为自足，不予呼应。其于元室同样以苟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终逃不脱小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业已击败陈友谅的朱元璋，得以腾出手收拾张士诚；是年九月，徐达破平江（苏州），士诚自缢死。
陈友谅，渔夫出身。原为徐寿辉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阴谋发动兵变，挟寿辉，而自立为汉王；不久，在采石矶（马鞍山）以铁挝击杀徐寿辉。时诸强中，友谅广有江西、湖广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骄横万分，锐意扩张，即兴兵东犯。旌旗蔽日，舳舻拥江，顺流扬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却被朱元璋用诱敌深入之计，大败于南京城外。两年后，双方再大战于鄱阳湖；此番，友谅尽出其精锐之师——当时天下无出其右的巨型舰队，“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军极弱，双方实力悬殊。但陈友谅一味恃强，朱元璋再次用计，以火攻大破陈氏巨型舰队，战局逆转，八月，友谅中流矢毙命。
张陈二人，一个当时最富，一个当时最强。以势而论，元室衰微之际，他们谁都比朱元璋更有资格成就霸业，一统天下。但士诚其人，永远只看得见眼前利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本性如此，毫无办法。陈友谅骄狠雄猜，心黑手辣，虽非张士诚那种贪得无厌之徒，怎奈量小气狭、器局逼仄——仅从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阳之战，友谅势蹙之际，居然“尽杀所获将士”以泄愤，“而太祖则悉还所俘”——同样也是本性如此，毫无办法。
在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面前，朱元璋尽处下风，当初陈友谅搞扩张，先对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有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肯定发现搞错了人，至于鄱阳湖决战他“矢贯其颅及睛而死”之际，只怕会感到平生最为后悔的一桩事，就是在没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样一个角色之前，贸然对其出手。然平心而论，陈友谅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于情于理都很说得过去。姓朱的算什么？一个小要饭的，一个窝囊到剃了光头委身破庙靠做勤杂工混口饭吃的可怜虫，要说面相，此人歪瓜裂枣，怎么看都是命贱运晦、毫无福分的人。
深入了解朱元璋生平后，我也大感困惑，甚至觉得历来人才学家所论述的成才规律有统统失效之虞。他生在一个无论古往今来都绝对是最最底层的家庭。父亲朱五四是佃户，靠租地主的田地过活，生了三男两女一共五个孩子，日子之惨淡可想而知。至正四年，一场大饥荒席卷而来，旬日之内，朱家成饿殍者三人，老父老母及长兄走马灯般撒手人寰，家里穷得不要说置备棺木，就连下葬的土地也没有，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日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回忆此时情景，犹辛酸无比地写道：“殡无棺槨【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没有饮食作为祭奠】！”｛6｝十五岁即成孤儿的元璋，只好托身寺院，做个行童——实际就是庙里管饭的童工。呆了不及两月，饥荒益重，庙里亦难维持，元璋即被打发到外面做“游方僧”，说得不好听，无非是一个和尚装束的乞丐。他要了三年饭回到家乡，也不知日后作何营生，此时天下方乱，先已投了郭子兴的汤和有信来招，元璋正愁生计无着，想了想，也就去了。——这就是朱元璋“走上革命道路”之前的简要履历。
由这履历，你找不到朱元璋以后从帐下亲兵而头领，由头领而统帅，由统帅而称王，由称王而尽得天下的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一个久沉泥淖、困于人生的贫家子、孤儿、乡巴佬，休说受什么良好教育，即便粗粗识得几个字，也是在寺中才学会的本事｛7｝。然而，此人的头脑，此人的器局，此人的见识，此人的作为，完全不应该是他这种身世背景的人所能有的。
跟历来的“草寇”截然不同，朱元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戒杀戒抢，每次攻城，必叮嘱领军诸将：“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毋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8｝又说：“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可见他出身虽粗鄙，头脑一点不粗鄙。在他做吴王时，浙江方国珍为了讨好他，以纯金玉饰马鞍来献，他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他命将宝鞍原物退回。击败陈友谅后，战利品中有一张陈友谅所用的极尽奢华的镂金床，朱元璋见了指着说：“此与孟昶｛9｝七宝溺器何异？”当即下令销毁。也是在他做吴王时，有官员奏闻，说街上有人遇见一老者，自称太白神，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官员大约以为这话主公很爱听，岂知朱元璋断然道：“此诞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有一次，他在同手下那群爱将们闲聊中说了这样一番话：“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10｝这种话，可能才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辈，以及一切终不能改变“草寇”、“盗贼”命运的农民起义首领之间的本质区别。
我前面讲，朱元璋是皇帝中的另类，其实还应加上一句：在成为这个另类之前，他首先成了古来“草寇”中的另类——他是一个双重的另类。他之脱颖而出，做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就是因为他对“草寇”有一种明确的叛逆意识。碌碌如陈友谅、张士诚岂能望其项背？就是层次再高一些的李自成、洪秀全也远未达到朱元璋的觉悟。后二者与朱元璋大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性，但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怎么也上不去了；李自成打下北京、洪秀全打下南京后，分别迅速腐化堕落，从内部土崩瓦解。
这似乎扯得有些远了。回到朱元璋的时代，我断定陈友谅、张士诚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共同而弱小的竞争者有一种特殊的禀赋。他们本该自惭形秽，或至少有所警觉，但没有，结果都输得很惨。
关键中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我所谓“明之得国，非得之‘天’，而得于‘人’”，这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将领善战、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证，但不足以得天下。从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就差在知识分子队伍建设这个环节。匹夫起事，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没纲领、缺宏图、少指针，盲人摸象，误打误撞，难成大事。
这种经验教训，样板戏《杜鹃山》总结得其实是对的：“井冈山派来了党代表。”一堆五大三粗、使刀耍棍的绿林爷儿们中间，忽然塞进来一个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女秀才，从此，三起三落的杜鹃山农民起义军便“节节胜利”、“涓涓细水入长江”了。
朱元璋对这问题的认识深度，不逊于《杜鹃山》。他自己虽是大老粗，难得而且令人称奇的是他非常了解“文化人”的价值，并十分坚决地接纳和倚靠“文化人”。明代解缙谈及此时曾这样评论道：
帝性神开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11｝
尽管是“歌功颂德”，但都有史为据。《翦胜野闻》载：
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12｝
——这么自吹自擂似乎有点厚脸皮，不过，从中倒可见他以读书为善美、崇文尚学的态度。
几乎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礼聘知识分子。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朱元璋在整体战略上深受启发。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也很急切地征询陶安的政治见解，陶告诉朱元璋：现今群雄并起，但他们所想所要都“不过子女玉帛”，他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闻言大为感奋，赞道：“好！”（《国初事迹》）《明通鉴》也记述有朱元璋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看来这种故事发生颇多。访贤问士的结果，使朱元璋感到自己的眼界和心志大为提高，也深深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他成就王业的战略意义。据说，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13｝此语足见朱元璋看重“读书人”（知识分子），不是摆姿弄态的政治作秀，亦不仅仅是因为一时一事倚用其谋策，而是出于“取天下”这一长远战略。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堪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