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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濙传》：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一说张邋遢或即张三丰。这里，朱棣以寻仙为幌子，派人四下查找朱允炆下落】，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116｝从永乐五年起，胡濙衔命在外奔波竟达十六年，到永乐二十一年似乎终于查实了朱允炆的下落。当时朱棣在宣府，胡濙星夜前来汇报，赶到时朱棣已睡下，但左右还是叫醒了他，他也就“急起召入”，可见重视之至。胡将其掌握的情况一直汇报到凌晨——究竟说了什么，除了胡濙和朱棣这两个人，谁都不知道，《明史》的编修者们也不知道。但《胡濙传》很明确地指出，朱棣多年来的疑虑，是在这一天打消的。《胡濙传》也再次重复了《郑和传》的说法：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显然，这一点是作为官方史的《明史》所认定的事实。同样，当时朝鲜的官方史《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也证明朱棣确实严重怀疑建文君臣流亡到了外国，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捕；永乐元年二月，朱棣这样指示赴朝鲜的使臣：建文手里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那里，你对他每【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117｝据此很容易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的起因，根本和“航海探险”无关，绝非堪与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同日而语者。永乐年间的下西洋进行了六次，最后一次为永乐十九年正月出发，时间恰在永乐二十一年二月胡濙夤夜驰至宣府汇报之前，而在这以后，朱棣果然停止了对郑和船队的派遣——这就是《胡濙传》所谓的“至是疑始释”，暗示胡濙提供的情报让朱棣认为下西洋的行动已失去意义。
——郑和下西洋非关“航海探险”，此第一辨也。
除“踪迹建文”，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目的，如《明史》所说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能这两个目的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当中，主次有所易位。开始时，“踪迹建文”是主要的，但后来“踪迹建文”明显无望，于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转而成为主要目的。
史书上只笼统提到郑和船队共计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可以想象除了官员、海员以及杂役等众，绝大多数为士兵。如果每次航行都保持这样的人数，则郑和船队自非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那种小型冒险家组织，实际上是一支庞大的远征海军（水师）。而这样的规模，远超乎捉拿建文君臣这区区流亡者的需要，非“耀兵异域”不足以解释。在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区域内，诸海国多为“蛮夷小邦”、“蕞尔之国”，而近二万八千人的郑和舰队，休说当时那样一些国家全然不能抵挡，即在现代亦足称大兵压境。
因此，朱棣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在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郑和舰队只有三次诉诸武力，其余所到之处，都是兵不血刃而令其臣服，那些“蛮王”之使纷至沓来，到北京朝圣献贡，朱棣的虚骄之心得到极大满足。时人这样颂扬他的荣耀：“天之所载，地之所覆，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过是矣。”｛118｝吹捧朱棣可同三皇五帝相埒，很是肉麻。朱棣自己更飘飘然而有世界领袖之感，永乐十七年他在劝诫暹罗国王不得侵扰满剌加国时，俨然一副救世主兼地球总管的口吻，而视此二国皆为“朝廷”臣属，说：“满剌加国王现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虽然我们不必苛求朱棣在那时能够具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识，却宜予指出，郑和下西洋大大助长了他好大喜功、“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119｝的心态，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朱元璋制订的“勿勤远”、不扩张、与民休息、注重本国民生的国策。
——由上可知，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此第二辨也。
随后应搞清楚，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一种开放姿态，是否代表永乐时代并不闭关锁国？在目前中学的历史课教学里，讲到郑和下西洋，就常常拿来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相对照，似乎前者体现了一种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意识。例如采用相当普遍的北师大版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下册第23课，标题即闪烁其词地写成《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其中还说：“清朝的闭关政策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言下之意，闭关锁国乃是清朝以后的情形。
暂且不论郑和下西洋的含义如何，仅就该教科书所提供给学生的闭关锁国乃清朝以后的情形这一认识，已大有误人子弟之嫌。中国文化的锁国心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绝非清代后才形成。其原因相当复杂，跟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社会伦理、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关系；若极而言之，庶几可认为华－夷论的历史有多久，锁国意识便有多久。纵观历代，唯一真正扬弃锁国意识的，仅唐代而已。
不过这种意识所造成的问题与困难，明代以前都不很明显，也不很迫切，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为主要的矛盾。随着中古世纪接近终结，世界明显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融合的脚步，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冲突，此后，由来已久的锁国意识渐渐成为中国的沉重精神负担和最突出的问题，而在清代中期后演变成危机。
此一过程，即从明代开始。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除传统的先进农业文明与原始游牧文明的冲突外，又加入一个新的因素，并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对外商贸而引发的冲突。其最引人注目者，当为东南沿海的“倭祸”——日本早自隋唐便与中国交往密切，但“倭祸”却是典型的明代危机。此时，日本列岛已非隋唐时蒙昧初开之状，其社会固有结构，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特点，于是，借“朝贡”为名，频频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交易，但日本人之需求，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抵触——中国一方，因为不感到与外贸易的需要而宁愿置海防安全于优先考虑位置，乃颁行“海禁”政策，日本人一方则与中国货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两相矛盾，间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盗的勾结、官府的腐败等），遂频频作乱，与北面建州（女真）问题并为明代的两大心腹之患。
所谓“海禁”，是对沿海或海外的对外贸易的禁止。这项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创，而清代袭之。前代未见，似不宜顺势理解为过去国门就大开，还不如理解为过去这问题不那么迫切。明清两代面临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邻近的日本，已处在骚动之中。遥远而尚基本不为中国所知的欧洲也告别了黯昧的中世纪，正在发生巨变，逐渐将触角伸向东方；及至晚明，传教士开始登陆中国——中西方互动这一现代主要矛盾，正萌发于明代。所以，“海禁”政策不迟不早，偏随明代而生，并非偶然，亦不可尽诿之于明太祖朱元璋个人的小农意识。
朱元璋不过是在新形势下，顺从了中国惯有的思维方式，做出的他自然会做出的反应与决策。在他看来，中国物产丰富，一切应有尽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远优越于“蛮夷”——在当时，这倒确为事实——绝不有求于外；一切贸易中国皆无利可图，徒利他国；而且除无利可图之外，还不免承受种种骚扰和麻烦。特别是胡惟庸案发生后，据查后面有日本人的背景，令他深受刺激。
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堵”。洪武七年罢市舶司，厉行海禁，既不许私人出海，亦不派官船出海贸易，更不许外商船只来华。《大明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帛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处死。
那么朱棣时代又如何呢？许多人认为“海禁”政策在朱棣时代有所松动，根据是永乐初年朱棣恢复了被朱元璋关闭的浙江、福建、广东三路市舶司，并开设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馆”。
其实，中国传统海上贸易分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后者为商业性质，前者则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国”羁縻海外诸国、确立宗藩从属关系的手段。外国以臣服姿态来华“进贡”，“朝廷”则以“赏赐”之名对“诸夷”的进贡货物给予丰厚回馈，以示皇恩浩荡。朱棣恢复市舶司、开设“四夷馆”，纯粹出于这个需要。单单“四夷馆”这个名称，便足可知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120｝的外国贡舶；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也从未被当做商人看待，而称“番使”，是携礼物来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使节。永乐间除贡舶贸易外，对所有海外商贸均加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更是绝对不许。朱棣甚至刚上台就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武间的“海禁”政策将继续奉行，没有任何改变：
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21｝
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22｝这些政策和措施，说明朱棣时代“海禁”政策没有任何松动，所发生的变化无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被朱棣恢复了，这除了说明他更醉心于“四夷”的尊奉，更乐于此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其动机，与“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派遣郑和船队，可谓一以贯之。
——故郑和下西洋断无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此第三辨也。
最后，郑和下西洋对历史文明的贡献究竟如何？欧洲人从地理大发现中享受到的文明成果十分丰硕，玉米、土豆、棉花、烟草、咖啡……这些如今他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东西，都是由航海探险家们带回欧洲的。那么，郑和船队给中国带回了什么呢？多是奇花异草、珍禽瑞兽、珠宝香料，所谓“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123｝，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只能满足皇帝贵族的猎奇心理，供其把玩，对民生毫无用途，更不曾对中国的物种和经济生产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并未听说至今哪一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是由郑和下西洋带给我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郑和下西洋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倒颇有功绩，被带往各国的物资主要有丝绸、瓷器，此外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