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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历史在民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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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地显出几分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已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由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其千姿百态的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
  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
  转身回顾,有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更少束缚、更自由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第二章 畸胎之七十年代


一、一个“逆袭”青年和他的青春期
  他是一个青年。一个“文革”年代的青年。小县城文艺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员,刚过十八岁。说是孩子已不是孩子,说是大人还不算大人,正处在青涩的年龄。
  不管在任何年代,人类之青春期的特征都有相同之处——生理上开始分泌最初的荷尔蒙,而心理上思情慕美。
  但是他极能压抑自己。
  因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青年。形象好而又嗓子好,才有幸被挑选到小县城的文艺团里。一个农村青年居然有如此好命运,这使他诚惶诚恐。
  报到那一天,领导对他说:“五年后你才二十三岁,五年内不许闹恋爱!五年后再恋爱也不迟。”
  他诺诺连声。
  领导又说:“你现在已经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怎么才算是一名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你懂不懂?”
  他吞吐不能即答。
  领导教诲道:“第一,政治思想要过硬。对于你,那就得积极参加一切政治学习活动。第二,生活作风要过硬,千万不能小小年龄就搞出什么男女关系的花花事儿来。一旦出了花花事儿,那你就拎上行李走人吧!”
  他连说:“不敢,不敢……”
  多亏有领导的教诲在先,两年内,这小青年时时处处言行紧束,中规中矩。尤其是对于周围的漂亮女性,回避得很,自拘得很。多一句话也不说,一说话就脸红。
  那文艺团里的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几岁。再就都是二十五六岁、二十七八岁的已婚的未婚的男女。他们和她们,倒是不被太严格地加以要求的。平素里,打情骂俏,相互挑逗,寻常事也。蝶引蜂约,偷香窃玉,红杏出墙,投怀入抱,秘密幽欢,婚外云雨之类的勾当,不足为奇。连第一位领导本身,背地里也荷尔蒙过剩,不甘寂寞,闲不大住的。
  那实际上是一个风气不良的文艺团。没几个人在男女关系上是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要论那方面的清白,那方面的干净纯洁,真是非他莫属了。正因为风气不良,领导们才动辄大讲生活作风要过硬的话。讲归讲,领导们自己先就不过硬。硬也是硬在别的地方。
  两年中,他是都看在眼里了。他已经二十岁了,自我压抑了两年了。越压抑,越敏感。越敏感,看在眼里的男女故事越多。团里的一男一女迎面走去,擦肩而过时彼此交换了一种什么样的眼波,只要是在他的视线里,其细节就逃不过他那敏感的目光。
  然而他似乎依然是两年前那个青涩的他,似乎不曾有半点儿改变。
  因了他的不曾改变,领导们时常表扬他。
  同志们也都夸他小小年龄竟有难能可贵的作风操守。
  有的人还利用他的“无知”传情递意,觊成好事。
  在他二十岁就要过去那一年,全中国都开始响应一种“伟大”的政治号召,叫作“斗私批修”,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叫作“革自己的命”,叫作“灵魂深处,刺刀见红”。号召来号召去,学习来学习去,革来革去斗来斗去的,那“私”,已不再是字义上与“公”相对而言的利益层面的内容了,泛指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不符合革命道德”的思想意识了。
  这青年对政治一向是特别虔诚的。
  政治一号召,他便赤心应召。
  于是某日集体进行照例的政治学习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展开了几页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的纸,作了他人生最郑重也最虔诚的一次学习发言。
  用当年的话说,他对自己“动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了。
  他说,其实他是根本不配领导表扬的。
  他说,他留给同志们的老实印象,是他伪装出来的假象。
  他说,他的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许多肮脏的、可耻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丑陋的思想意识。
  他说,他经过一夜失眠,决定将它们抖落出来,暴露于同志们和领导们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抖落了,暴露了,肮脏外排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是从此就干净了吗?
  他坦白地承认他多次梦到过样板戏中的某某女演员,在梦中还和她干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事;
  承认自己多次偷看过本团的某某女演员冲澡;
  偷看过另外一名女演员换衣服;
  和第三个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排练节目时,曾产生过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恶极的念头;
  他还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细节地指出,其实本团男女演员之间、领导们和女演员们之间通奸之事每每发生;因为那些情形也是他怀着很肮脏的思想意识偷看到的。
  他希望领导们同志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把自己们干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们彻底地抖落抖落,彻底地暴露暴露。
  他说作为一次学习发言,他不愿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时间。为了证明自己虔诚的、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记交给领导;关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识,以及他所亲眼看到的别人们的种种可耻勾当,全部一一记在日记中了……
  有一点显然需要指出——当年,他所偷窥到的事,却也并非皆属可耻。以欲给欲的勾当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爱,恐怕也是有的。
  他桩桩件件“刺刀见红”地诉说时,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气了。
  当他终于闭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续了几秒钟之后,凡是被他说到的人,不论男女,刹那间几乎全都扑向了他……
  他们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
  而这是他决然没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当众进行的一次忏悔。无比虔诚的也是鼓足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勇气所进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为自己忏悔了之后灵魂就会变得极其圣洁了,并且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一阵咒骂和殴打。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还算他幸运;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另一情节的开始……
  简单地说,他在领导们同志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小流氓。不,岂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纪的大大的流氓呀!
  他的日记,遂成为他是“大”流氓的物证。
  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凡是被他说到和在日记里写到的人,都极端愤慨地抗议他的造谣诽谤,诋毁了他们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日记被交到了县公安机关——由于事件不仅涉及县文艺团里的人,还涉及对革命样板戏中几位女演员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为的性质颇为严重,于是又被呈送到省公安机关……
  在“文革”的年代,公检法由造反派们控制,一切判处过程从简。
  流氓罪成立。
  诽谤罪成立。
  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
  再加一条“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败坏革命样板戏罪——也成立。
  于是他像下篇写到的那一个老农一样,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啸而至的警车,拉到省城监狱去了……
  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马云龙同一监号。但是马云龙入狱不久就听说有关他的事情了。在每天两次的放风时间,马云龙每次都能看到他。据马云龙讲,他确是一个形象挺不错的青年。用今天时尚的话说,是一个帅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狱中学会了吸烟。他的农民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没到监狱来看过他。根本没有一个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烟。在放风的时间里,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向别的犯人乞讨一支烟,或大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在监狱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烟头。倘乞讨不到烟,也捡不到烟头,那么他有时会抢别的犯人正吸着的烟。那时候他具有攻击性。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有时候是被抢去了烟的犯人打他,有时候是看管人员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
  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
  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
  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
  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倒是那些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归自己好,那土地就是归农民好”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和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话说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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