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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对于他们，起初像“星探”，巡视的目光一旦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就超众了，他们就成官员了，成老板了。而这时赐给他们机会的“星探”变成了“樵夫”，提着利斧，巡弋于他们之间，一旦发现他们被虫所蛀，又会毫不留情地抡起利斧，顷刻将他们砍倒，使他们从此成为枯朽无用之物。
时代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个渐趋法制化的时代的性格尤其就是这样。
它只能以这样的性格保持它的肌体健康。
而他们中那些原本是寻常百姓的儿子的人们，对金钱的诱惑的抵御能力，竟显得那么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诱惑的美丽的陷阱，常常密布于他们周遭。如靓女向他们媚笑飞吻，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原谅”自己一次其实没什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所以我似乎常听身旁响起砍伐之声，响起“树木”倒地时枝丫折断之声。
环顾周围，我的“情感领地”中，已伐桩列列。
——算来，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
而其中十一人，从前是寻常百姓之子。
如今又加上了四人。
这真的常使我触目惊心。
由此我又常联想到刘胡兰。
她问刽子手：“下一个是谁？”
答曰：“你！”
又问：“咋个死法？”
答曰：“和他们一样！”
我常做噩梦，梦中自己也那么问，得到同样的回答。
醒来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庆幸自己这个寻常百姓的儿子，只不过就是写小说的，不是什么处长、局长，不会有人来贿赂我。
我将我做过的噩梦写出在这儿，以警醒同代人中的处长、局长们。我不讳言，倘若手中也有权，也是那种可与钱进行交换的权，我不见得还有什么资格警醒别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权力阶层内，所谓“身在三界外，跃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于当局者迷，才觉得尤其有发出警醒之啸的义务啊！
我们这一代人中还能出几个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认的常务副市长呢？
众所周知，哈尔滨市曾出过轰动一时的“飞驰大坑”案。
两亿多元一坑，无疑是中国目前为止最高昂的坑。
此坑的创造者叫刘金彪，一个从海南流窜至哈尔滨的素质、层次皆很低的骗子。
在哈尔滨举行亚冬运动会期间，他向运动会捐款四千万。于是各路媒体热烈报道，被视为“中国大亨”。当然他的钱是从银行骗出来的。一次性捐款四千万，目的是制造声势，再从银行骗出更多的钱。
这骗子曾被国外评为中国“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
某日家乡来客，专程请我回哈尔滨为这刘金彪写一本自传。
我说：“不。”
于是对方从提包里取出份报纸，指着说：“你不要怀疑，国外都承认他是中国第三位大亨了。”
我说：“不。”
“那你还是怀疑了？”
我说：“我不怀疑，但不怀疑也不。”
“如果，不愿替他写自传，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编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
“他可以预付一部分稿费，甚至可以付美元。”
我说：“这种承诺别人也曾对我表示过，但我只按自己的计划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想，他们未必真是秉承了骗子刘金彪之意来说服我的。他们那时当然更不可能看清刘金彪是骗子，正如我当时并不怀疑他是“中国排位第三”的“大亨”。事情倒可能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先说服我，我答应了，在一份什么合同上签了字，他们再拿着合同去游说刘“大亨”。而只要那刘“大亨”一高兴，拍出几万元，他们的策划不就成功了吗？他们的好处不就大大的了吗？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们似乎会稳操胜券。
这些个大小骗子之所以能在我们的时代如鱼得水，再三得逞，与他们这类人比比皆是的存在不无关系。
如果我当时动心，并且真的编出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全国到处播映着，我又将怎么给全社会一个交代呢？
我恐怕也要经常不断地警醒自己，才不至于忽一日面临和他们一样的“死法”，而终生自悔自恨啊！
商业时代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阶段，乃是“利益”二字最为亢奋的“发情期”。就好比十六七岁的花季是人必经的青春躁动期。这一阶段，金钱发出更加骚态的荷尔蒙气味儿。每一项强制商业纳入规范的法规的出台，都预示着要钻时代的空子更难了，人对金钱的贪婪目的之实现更不容易了。受到这一种预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展得更加频繁、建立得更加纯粹、交换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许多人都企图在进入有序之门之前，用快捷又简易的方式，再从无序的天桥上趁最后的混乱获得最后一大笔金钱。哪怕手段是卑鄙的，发的是不义之财也无所顾忌。于是，每个人受到的诱惑都空前地多起来了，大起来了。每个人都有可能足立陷阱边缘而利令智昏，而轻举妄动，而浑然不觉人生险象近在咫尺。
故此篇同样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而作。
听，一个冷峻的声音仿佛又在问：
“下一个是谁？”
听，时代“樵夫”的利斧，是不是又挥起了风声？
四、是夏娃，更是斯芬克斯——中国性爱启示录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供她们读，以她们为主角，或者以几年以后的她们为主角的爱情小说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厂赶印着。她们每天读都读不过来。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
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就是婚外恋。
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一旦幻想产生，除了婚外恋，还能是别种样的什么爱情呢？即使结果是离婚又再婚，那“第一章”，也必从婚外恋开始。如果在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们之间进行一次最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她们发誓一定说真话绝不说假话，那么答案可能是这样的——起码半数以上的她们内心里曾产生过婚外恋幻想。有的经常产生，有的偶尔产生。有的受到外界诱因才产生，诸如读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或看过类似的电影、电视剧之后。有的不必受到什么外界诱因也会产生，比如陷于孤独和寂寞的时候。
在她们中，尤以四十岁至四十五岁间的女人们幻想的时候更经常些。因为三十多岁的女人们是不甘仅仅耽于幻想的。几次的幻想之后，便会积累为主动的行为了。而四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们，由于家庭、子女、年龄和机会难求等的原因，则不甚容易采取主动行为。即使婚外恋真的发生，她们也每每是被动的角色。
她们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为主，却不以文化的高低为限。
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到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级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而且改造了中产阶级。所以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妇女可言，只有劳动妇女、家庭妇女、知识妇女，统称为“革命妇女”。“革命妇女”的意思便是头脑之中仅产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爱幻想和情爱思想是不允许在头脑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实际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被女人们暗自优待，溜到心理空间“放放风”。倘若一个女人的头脑中经常产生情爱幻想，并且由此产生与“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爱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的头脑中产生了，竟还暴露于人、宣布于人、传播于人，那么便是个“意识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胆敢言自己头脑中存在过婚外恋幻想，那么她肯定将被公认为是一个坏女人无疑了。我在是知青的时候，我那个连队，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时静躺不眠，身旁的亲密女友问她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想家了？她说不是。经再三的关心的诘问，才以实相告。曰想男人。曰这时候，身旁若躺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怀里，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惬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将她这种“丑恶”思想向连里汇报了。于是召开全连批判会，批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踊跃发言。可谓慷慨激昂，口诛笔伐。团“政治思想工作组”向各连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简报”。“简报”上措辞严峻地提出警诫——“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吗？一旦放松能行吗？”
当年我也是口诛笔伐者之一。当年我真觉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识“丑恶”极了。这件事当年还上了《兵团战士报》。“专栏批判文章”中，还评出了那一年度的“优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奖。
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龙江颂》中的第一号“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没丈夫、没儿女，连“光荣军属”的一块匾也没有了。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应在四十余岁。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的年龄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浓彩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性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会演中的获奖剧目。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雷刚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爱情关系的。然而连建立在这一“革命基础”上的“革命的爱情”关系，在“革命文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后来改编成的“样板戏”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