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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抱起人家的小孩子就亲，就逗。她们语重心长地替女主人教诲小学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听父母的话，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如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她们（三类女性都包括在内）当年并非作秀，而是内心里真有一种对百姓的亲情。也许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家庭妇女们心目中是代表着党和政府的，所以感受到能和家庭妇女们打成一片乃是特殊的愉快。她们走时，家庭妇女们往往成群结队地送出大院，送至街头，恋恋不舍。
应该承认，她们当年像一种黏合剂，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色彩和非常浓厚的方式，紧密了底层民众，起码是底层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一点她们做得比当年的男性们出色得多。如果没有她们深入的、经常的宣传鼓励和教化，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其实是极为松懈的，只不过经由街道和居民组的妇女干部们发生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罢了。
以上三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在第四类知识女性们面前，又不能不一律地肃然起敬。
这第四类知识女性，便是首长们的夫人。她们中不少人革命资本雄厚，本身又往往是处级干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是处级干部的女人，在寻常人心目中，本身已接近高干了。想想嘛，她在部队里是团级！而且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处级干部也的确是高干的初级——十三级。即使她们不是处级，是科级，也往往是身居要职的科级。她们的丈夫，又往往是局长、厅长、省市党政机关的部长们，甚至是省市正副职领导们。
所以，她们身上往往既有官气，同时也有官太太之气。哪怕她们是温和待人的女人，也难以全部掩饰起身上的官气和官太太之气。为官不能半点儿没有官气。但官气在她们身上，由于官太太之气而有时表现得盛气凌人。可以这么认为——她们比自己的丈夫们更早地从内心里消除了“百姓”这一概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除了庞大的家庭妇女群体，除了以上四类知识女性，当然还应提到那些工人女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以及从事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女性，她们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女性。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政治化的国家里，“第一代”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幸。这荣幸当年通过各种方式灌输进她们的头脑，并在她们的头脑中发酵为极其强烈的自豪。如今我们稍微一想，其实“第一代”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因为这世界一向经常产生着方方面面的“第一代”，但当年她们可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地去想。如果当年有人将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的想法告诉了她们，她们定会生气，甚至会认为我们思想反动……
荣幸加自豪，使当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职业女性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都尽量以出色的敬业表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当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评，哪怕仅仅受到班组长的批评，也是一件无比严重的事。而且，无疑是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她们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极少的。谁头脑中存在这样的不满意或不满足，谁就被认为“思想成问题”，而一个女人若被认为“思想成问题”，那么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问题”了。
她们对荣誉的要求都相当强烈，体现在争当先进、标兵、模范、“红旗手”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才算对得起它……
每年国庆节前，她们中有些姐妹被挑选出来——当然首先是获得过奖状的和年轻漂亮的，进行集体操练。于是她们出现在国庆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身穿整齐划一的行业服装，列成方阵，手拿纸花或小红旗，一边挥舞，一边呼喊庆祝口号。她们手挽手，挺胸昂头，尽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阵更豪迈的步伐，尽量呼喊得比男人们的声音还响亮。后来这一传统的庆典方式嬗变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开的政治表演。但在当年，尤其对于那些女性而言，豪迈乃真情怀，亢奋乃真精神。她们虽不见得生活得怎样幸福，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
由她们列成的方阵，在以后每年的游行队伍中不断壮大。而她们脸上的豪迈和亢奋之态，却一年比一年消逝的快。那样的游行也越来越是任务……
当然，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市里也仍有与前几类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只能在中央大街一带，而且，一般只能在晚上见到她们绰约的身姿。旗袍、丝袜（解放前的箱底之物）、高跟鞋、烫卷的头发，描得又细又长的眉，抹得猩红的嘴唇；若在冬季，身上则裹着貂皮大衣或狐皮大衣，头上像电影里的外国女人似的歪戴着贝雷帽——白天也偶尔能见到。
我和少年时期的伙伴儿到中央大街去玩儿，几次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她们使我们联想到小人书《三毛流浪记》中画的摩登女郎。我们不觉得她们美，只觉得好奇，觉得她们喜欢那样子不可思议。免不了彼此小声说一句：“瞧，一个资产阶级的臭女人！”
但她们却恰恰可能属于最“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冷饮店里捡冰棍签子，看到了这么一幕——一个那样的女人，因为店员服务不周，声色俱厉地训斥店员。店员火了，将擦桌子的抹布往桌上一摔，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店门吼：“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专门伺候你这种女人的！你出去……”
那女人倒也没因此而耍泼。她起身去柜台那儿挂了个电话，随后归座，架起二郎腿吸烟。不一会儿来了两名警察，二话不说，推着店员往外走。店员抗议：“干吗冲我来呀？我怎么啦？”一个警察问：“你为什么侮辱这位女士？”事后，听人们议论——那女人是市里一位很大的官的小姨子……这种女人，往往和另一种生活连在一起。那另一种生活，是老百姓的眼根本看不到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与表面的社会生活并存着了。它似乎意味着革命对某些革命者的回报。
最后，我们要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值得令人怀着肃然的心情悼念和评价的一些青年女性，那就是当年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她们。她们普遍是那么的勇敢，心中充满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她们和男性志愿军战士们一样，在异国的土地上冒着枪林弹雨谱写战地豪情。关于她们的许多英雄事迹，时至今日，如果一一讲来，对当代人肯定依然具有可歌可泣的震撼力，依然足以引起由衷的敬意。
而此前，她们中许多人，只不过是些刚毕业的初中生或高中生，或卫校的在校生。她们的英雄气概产生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她们的献身精神诚如“志愿军”三个字所体现的，是一种志赴崇高的“志愿”。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女性中，她们身上折射出的是最壮丽的光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不必急于细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大姑娘究竟是什么样儿，还是先谈当年的少女们吧。
据我看来，与当代少女们相比，她们有比较幸福的一面。
第一，虽然是中学生了，但学业绝对不至于对她们构成什么压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生也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后，除了完成作业，其余时间她们基本上是自由的。而完成作业，一般两个小时绰绰有余。因母亲们大抵是家庭妇女，其实并没什么家务吩咐她们做。倘有哥哥姐姐，则她们更闲在了。倘有弟弟妹妹，则她们应该做的事，不过便是哄好弟弟妹妹别哭别闹，所以她们有相当充分的时间自由支配。当然，也有家里生活特别困难，母亲卖冰棍、摆小摊儿，揽到家里些零活儿做的。那么，这样的少女就闲在不了。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母亲们，一般不会指令自己上了中学的女儿去接替自己卖冰棍或摆摊儿。她们虽是家庭妇女，却比女儿们更在乎女儿的外界形象如何。母亲们爱护女儿们的外界形象，甚过爱护自己的外界形象。只要那女儿有哥哥弟弟，母亲指令接替自己的，往往是儿子。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须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教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少女们被暗示要“像大姑娘样儿”，不成文的训条之一便是少动多静。结果是——她们还能聚在一起玩玩儿的，也就只有“欻嘎啦哈”了。这恐怕是北方少女特有的玩法，南方少女未见得也玩儿。所谓“嘎啦哈”，是猪或羊腿关节处的骨轴。以羊的为佳，小巧形整，每面涂上不同的颜色。可独自玩儿，也可两人以上五人以下合玩儿。玩儿时左手抛起一个布口袋，右手同时撒出四到六个“嘎啦哈”。左手接住布口袋时，右手须在那布口袋降落的瞬间将“嘎啦哈”全都抚为同面朝上。至今我还没发现过，也没想出过比这一种玩儿法更能训练眼疾手快的另一种玩儿法。此玩儿法或许是蒙人传给汉人的。当年有的少女的一副“嘎啦哈”已被玩儿得油亮，而且是由成了大姑娘不再玩儿了的姐姐传给她们的。母亲们一般不会反对她们“欻嘎啦哈”，因为总得允许她们玩儿一种项目。四个少女各自盘腿或蜷腿相向而坐，不声不张，几乎静悄悄地玩着，是当年的母亲们看着也颇欣赏的城市女儿图。“嘎啦哈”难凑，更多的少女们便以桃核代替之。
像中学男生们开始互相借书一样，少女们开始彼此讨要花根、花苗、花籽。家家窗前屋后都有起码几平方米土地，便成了她们栽培自己喜爱的花儿的花圃。少女喜爱花儿是符合她们天性的。但使我至今也找不出什么原因而且始终奇怪着的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爆发前的中国少女，不知为什么爱读书的极少。她们是小姑娘的时候并不特别爱看小人书，她们上中学了也并不特别爱读小说。如果她们爱看，她们比今天的少女们有充分得多的时间。当然，一个原因是，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女，大多数家庭没有任何书报。大多数父母没有读书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