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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区别。一个在小商店、小粮店、小饭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别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着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厂的厂徽，她心里的自卑和羡慕是难以形容的。而那样的大工厂，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学的中学女生。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
“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尔滨当年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之一，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公社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出现过大学生。哥哥到外地上大学前，预选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城市里的人们开始无比崇尚起知识和学历来。既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是一样的，那么知识和学历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正如今天大学生、硕士生多如牛毛，甚至显出社会无法消化的过剩现象，那么在青年人知识和学历已不足为奇的情况下，收入就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区别。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学生们的好学，以及城市里的人们尤其大姑娘们对知识和学历的崇尚蔚然成风。如果她们料定自己难以成为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女性，那么做一位拥有高等学历的知识男性的妻子，乃是她们认为的终生幸福。
这一崇尚知识和学历的社会思潮，尤其体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饥饿的黑翼虽然笼罩着中国大地，虽然饿瘦了她们的身体，却“饿”不死她们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种种新观念的细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娴静的。
但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比，她们已外静内不静，态静心不静。是的，她们不再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一样娴静得头脑空旷心思简单了。
一九六三年后，饥饿的黑翼从城市里渐退，人们又能吃饱肚子了。女青年们择偶的标准在吃饱了肚子以后开始悄悄形成，“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这是当年女青年们之间流行的顺口溜儿。如果嫁给有大学文化的男人无望，这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择偶标准。
“蓝制服”指公安干警。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对“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男人们礼让三分，故他们在女青年们的心目中地位颇高。
“白大褂”指医生。中国百姓看病是件麻烦事，有时甚至是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嫁给医生，或只不过是在医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受益匪浅。
“枪杆子”指排长以上现役军人。军官月薪高些。成了军人家属，不但生活有保障、光荣，还会受些优待。但嫁给军人有一点不中她们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后长久分居生活的苦闷。而随军不但须经部队批准，又有可能离开城市。离开城市是她们所不情愿的。故“枪杆子”在国家那儿虽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们心目中却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机。无论开卡车的还是给官员开小车的，总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点儿方便。
看来，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担儿女们的学费。而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考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而展开一幅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捆着，非靠时代的咒语不能展开。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许多小媳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不但早已是母亲，而且可能已是两三个儿女的母亲了。那时计划生育还没实行。她们的某些母亲们，在十来年内，尤其在饥饿威胁每一个家庭的三年内，已被年老扯拽得趔趔趄趄，过早地逝去了……她们可算是共和国的第二代母亲，她们生下的是共和国的次子、次女们。
由于她们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亲，她们对儿女们的企盼，比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小时候对她们的企盼高得多。她们每每因还没上学的儿女居然也会写她们教过的某些字而非常惊喜。而她们的母亲们，当年往往只因她们的脸蛋漂亮小嘴儿乖甜笑逐颜开……
尽管共和国的许多次女幼小时吃过代乳粉，但智力却比第一代开发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龄也比第一代小，她们学龄前就已经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甚至连她们的入学年龄，也比第一代提前了一两岁。
然而，饥饿的黑翼刚刚敛去，中国人刚刚能吃上两年饱饭，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了，用“爆发”一词形容“文革”是并不夸张的。尽管它在领导人那儿是经过了较周密、较长期的运筹，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来得还是太突然了。尤其对于中国的初、高中学生们，它突然使他们一时懵懂。四月份“黑云压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国，六月份宣布“停课闹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取消当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国初、高中学生们的学业，都终结在那个月份里。像他们的父母的身体发育，终止在三年饥饿的年代……
三、政治乎，人欲乎？
“文革”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力劈为两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后是天翻地覆的另一种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女性是一种常态，一九六六年以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反常态。
因而，“文革”实际上在中国改变了世界一贯通用的年代划分的常识。我们简直无法不承认，一九六六年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间一年，但同时又是另一个疯狂年代的开史元年。从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这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辑”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很有些与此前此后的时代完全不同的表现。
正如我们所公认的，人的欲望层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级，乃是物质追求的欲望，包括本能的欲望。
当人们的物质欲望相差无几时，或自以为相差无几时——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十几年，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同龄人之间相差无几的收入，商品的极端匮乏，决定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条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入者的多少所显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人其他方面的物质占有率，其实较难奢侈地优越于另一部分人。
那么，普遍的人们的欲望，是否就会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级，不再试图另有谋求了呢？
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十几年的历史，似乎回答我们正是这样的。
但，我们今天认真分析，却会恍然大悟那结论的错误，发现那一页历史所记载的只不过是社会的表面假象。
人的欲望原来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样缩在壳里的。它的钳在壳里悄悄生长着，坚硬着，储备着力量，伺机出壳一搏。欲望在此时是极其暧昧的，动机不明确的，它不知所要何物。这一点与寄居蟹又颇不同。寄居蟹一搏为食，或同类比自己高级的壳。人的蜷缩蛰伏的欲望，此时处于朦胧阶段。虽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能感受到它对自己造成的内部骚扰。像少男少女体内的性荷尔蒙多达一定程度，会遗精或思春一样，人寻找不到满足欲望的方式，期待着允许公开手淫的机会。那样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谨易羞，那样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温良恭俭让”。
“文革”当年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满足它所依靠和青睐的人的许多欲望的。
于是在极短的日月里，千百万中国人都为政治而疯狂起来。
但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妇女们，当年并没有怎么忘乎所以地汇入那一欲望奔腾的“突破口”。家庭妇女之所以是家庭妇女，乃在于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社会情况下，她们所密切关注的首先是家庭利益的得失和安危。法国大革命时期，许许多多家庭妇女们也冲出家门勇敢地奔上街头，与公社战士们并肩战斗。但那是因为，在王朝势力的剥削和压迫下，她们的家早已不是家，在街垒后流血牺牲的，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
政治的旋涡一旦将家庭妇女们也大批吸入，那政治便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了。
“文革”虽是具有魔力色彩的政治，但每个经历过的人如果冷静回忆一下，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也并没能使家庭妇女们都忘乎所以、都不像家庭妇女了。起码，应该承认这样一点，她们往往只不过是临时被吸入一下，并非狂热地主动介入。并且，往往本能地退身而出，转而去照料自己的家。或以照料自己的家为退身的借口。照料家，是家庭妇女们永远神圣的借口。
但这并不等于说“文革”时期的家庭妇女们一如既往地相安无事，彼此亲和。也有中学生到社区去抄谁的家，或押个什么小小“走资派”到居民社区去游斗一遭的事。后一种情况下，家庭妇女们被迫捧场。但是如果中学生们以过分卑劣的方式凌辱被游斗者，甚而冷酷地殴打被游斗者，她们往往是不太看得下眼去的，她们会很反感。
“这算什么革命行为？俺可不瞅这个！”
“俺怕遭报应！俺走！”
于是她们中就会有人拔脚便走。
于是她们往往一哄而散。
家庭妇女没有参与的积极性，那是神仙也怪不得的，何况些个中学生？
我曾在“文革”时期亲眼见过一群家庭妇女将些个“红卫兵”围骂得无地自容狼狈逃窜的情形。倘“红卫兵”中有附近人家的儿子，那么这一户人家的父母就要遭到家庭妇女们不留情面的舆论谴责了。倘居然还有谁家的女儿，那么她在婶子大娘们眼里的形象从此算交待了。所以，连那些最热衷于抄家、游斗的“红卫兵”，也往往回避自己家所在的社区的“革命行动”。
幸而当年的中国家庭妇女们大抵没疯狂，并管束自己的中学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