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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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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声名,近不足以联络汉口西人,远不足以号召各省军民,因此他建议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都督。众人亦不反对,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内,武昌城内遍寻不着。咋办?

只有尹锐志知道。她的那位同乡,正是黎元洪的幕宾,黎元洪不愿出来承事,从家中逃出来,藏在幕宾家,却没想到这位绍兴师爷府上,还寄居着一位光复会的女首领。

尹锐志当然不会替黎协统隐瞒,于是吴兆麟等一群军官拥入幕友家——此处的记载又开始出现大分歧。

被找到之后怎么样,黎协统自己语焉不详,只说10月10日晚他被参谋、副官“力劝暂避”,于是先到一位参谋家换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时,各军代表寻至谢家,将他拥至楚望台,再到谘议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间都传说黎元洪是被新军军官(吴兆麟或张振武)从床下拖出来的。最早也最生动的叙述,来自民初《震旦民报》上的《新空城计传奇》,作者蔡寄鸥:

“众兵径直赶至内室搜查,到处没发现黎的踪迹,在内房里搜查的士兵,只听得木床在不断地抖动。他们在床架子上搜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因为床底下光线很暗,看不清楚,他们就吓唬着吆喝道:‘什么人,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连忙说;‘快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黎还是不肯出来。众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将黎从床底拖了出来。”

据说黎元洪的下属曾拿这份报纸给他看,建议他抓人封报。黎菩萨表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若是抓人封报,反而授人口实,遂置不问。不过这个传说越来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革命史》,1938年邹鲁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皆以“黎匿床下”为定论。虽然因为派系问题,国民党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过诸书言之凿凿,虽然为黎辨诬者也不乏其人,总归是一桩疑案。

尹锐志的小叔子周进三回忆称,大嫂亲口告诉他,黎元洪就是在嵊县老乡家被找到的,而且黎吓得躲到其中的那张床,也并非主人卧室的什么宁式大床,就是“客堂间临时所搭床铺下”——说到此,尹锐志想必自觉十分好笑,因为黎藏匿的这张临时床铺,正是这位廿一岁上海女客的眠榻。

【敢死队长】

武昌起义定局后,尹锐志迅即赶回上海,筹备上海光复。这几年光复会已经与沪军、吴淞海军、陆军都建立了联系。“光复军”总司令虽是陶成章从南洋派回的李燮和,锐峻学社的中心作用却日益凸现,光复军的总司令部即设于此。

上海光复前夕,几个人经常通宵不眠地抓紧赶工,制造炸弹——不只是上海光复用得着,杭州方面还要求支援炸弹手枪。制造地点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一说霞飞路)维昌洋行三楼,直到11月2日。

尹锐志已经工作了一夜,将近天明,助手杨哲商与平智础力劝她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锐志刚刚入睡,正在制造的炸弹爆炸了。

事故是不是因为操作失误已不可知。整个三楼的屋顶都被掀翻。离炸药最近的是杨哲商,他被炸得全身粉碎,只剩下一个胃。平智础全身烧伤。躺在床上的尹锐志头部炸伤,惊慌之中,她直接从三楼窗户跳了下去,仗着平日训练有素,身手敏捷,居然自己拦了一辆洋车,到附近的自新医院诊治。法租界巡捕跟踪而至,把她送入广济医院,抢救无碍后又关进巡捕房。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交了五千元给房主作为赔偿,把尹锐志赎出来养伤。

尹维峻当天去了吴淞联络新军,赶回来却发现家中同志一死二伤,禁不得眼前发黑。尤其她与身故的杨哲商相处日久,两人渐生情愫。日常情意,都在炸药、弹壳与触发器里。

但此时顾不得这许多,第二天,杨哲商的后事还没来得及办,光复会收到消息: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提前开始了上海光复之役。

攻下制造局后,失去爱人的尹维峻没有参与上海都督的内争,她一心要求参加攻打杭州之役,替秋先生报仇。据说主持上海赴杭敢死队的蒋介石不太看得上这个十六岁的小姑娘。他不知道,这位秋瑾的学生身材高大,“曾任体育学堂教习,善于跳高、跳远、赛跑、投标枪,掷铁饼”,身上功夫不下于日本大森体育学校高材生王金发。而且她前一段一直奔走沪杭之间联络,与朱瑞、童保暄、周凤歧等新军领袖都很熟。她在杭州也认识了周亚卫和裘绍,只是没想过自己和姐姐日后的姻缘在这两人身上。

周亚卫是陆军小学堂筹备起义的队长之一。武昌事变后,陈仲甫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交人四处张贴,其中一张,周亚卫深夜贴到了鼓楼的门房。第二天,檄文即被抚台衙门严防革党的告示覆盖,但“省垣官吏闻之悚然”。11月3日上海光复,次日午后,巡抚增韫紧急召集官绅会议,讨论浙江是否仿效苏州,宣布独立。会议中,杭州知府旗人英霖吓得失声痛哭。于是增韫决定独立,命仁和知县沈思齐即席起草独立布告,因为刻板印刷来不及,找来十名书手分抄,议定抄完后立即送杭州将军署会印,连夜分贴十城门。散会之时,已是晚上八点。

只是革命党等不得了,就在英霖痛哭流涕之时,上海的光复会敢死队数十人已经到了杭州。男子队长张伯岐,女子队长尹维峻。敢死队先去陆军小学堂,连日来从上海运到杭州的炸弹手枪,都放在两位队长周亚卫与葛敬恩的房间里。未来姐夫与未来小姨又打了个照面。

晚十点,攻杭之役打响。光复会敢死会直扑抚台衙门,尹维峻冲在最前列,轰地一声,她投出了敢死队的第一颗炸弹(可是她与杨哲商的作品?),百弹齐发,浙江抚署烈火熊熊。

巡抚增韫万没有料到革命党人来得如此神速。他为了安定杭州人心,11月4日上午还陪了老娘,带着妻女,步行上街,到清和坊恒丰绸缎庄、舒莲记扇庄等店铺采买东西,借以澄清他已弃城逃走的谣言。结果当夜革命党就攻进了抚署,增巡抚与妻女都在梦中落入敢死队之手,巡抚印信也没有来得及弃藏。只有巡抚老娘一时找不着,穷搜之下,方在小厨房的夹弄里发现了老太太,满身都是污泥。

敢死队备了四乘轿子,将巡抚一家送往羊市街福建会馆暂住,跟着就焚烧抚署,想用炸弹发火,但炸弹并不好用,几个扔出去都没炸响,有人跑出去,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三桶火油,浇上棉被,堆在暖阁里,王金发一声令下,火光烛天。

杀害您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尹维峻站在烧成一个大火堆的抚署前,心里也许在默默向恩师祷祝着。

【女子不参政?】

杭州光复,尹维峻又马上要求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仍然担任敢死队员,攻打雨花台与中华门。这澎湃的革命激情中,多少是忧国之念,多少是伤逝之情,怕是她自己都分不清。

此时革命阵营已出现数支女子军。如沈警言为队长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七十余人;陈也月为队长的“女子北伐队”,数百人;还有辛素贞等发起的“女子军团”,林宗雪、张馥真组织的“上海女子国民军”,以及吴木兰创设的“女子经武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等。

有《女革命军歌》为证:“女革命,志灭清,摒弃那粉黛去当兵。誓将胡儿来杀尽,五种族,合大群,俾将来做个共和兵。女革命,武艺精,肩负那快枪操练勤,步伐整齐人钦敬,联合军,攻南京,你看那女子亦从征。”

南京光复后,几支女子军又纷纷开到南京,要求参加北伐,纵然她们打仗比起男人来并无优势,但担任卫生兵、筹款募资、宣传动员,却能起到男兵起不了的作用。孙中山后来回顾女子革命时,给予她们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然而南北议和,北伐取消。这些女子军顿然没了着落。军政当局动员女兵复员,否则政府也无法安排她们——女子参政,根本还不是一个选项。多数女兵无奈之下,或择人而嫁(如女子北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就嫁给了沪军都督府参谋长黄郛),或回归刚刚逃离的家庭,也有那不情愿的,留在上海组织商贸公司,却又难以维持,绝望者如林宗雪一病不起,张馥真更是索性遁入空门。五十年后,法名耀真的张馥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的教育,慨叹道:“妇女没有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欲求自力更生,不过是一种梦想而已。”

当然也有不甘“雌伏”者,如唐群英三闹参议院,只为民国临时约法不肯写入男女平权的条文;沈佩贞掌掴宋教仁,事缘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竟然不接受女性加入!

若论“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者,应该无人可超过尹氏姊妹。何况她们的恩师秋瑾,就是清末不让须眉的巾帼第一人。五年以来,绍兴、武昌、上海、杭州、南京,两姊妹叠立功绩,生死以之。民国约法承认女子参政权与否,她们不关心,国民党要不要女党员,更不关这两个老光复会员的事,但南京政府成立,军政要员却没有尹氏姊妹的名字,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两位姑娘,廿一岁与十六岁,直眉瞪眼地冲进了她们参与攻陷的两江总督衙门,如今的临时大总统府。她们没有直接找孙中山,只是到了秘书长胡汉民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大骂:

“我们拼了命,你们享现成!有的做总统的,有的做秘书长,有的做部长,有的做都督!这样不平的事,怎么说得过去?”

的确说不过去。不过显然,男人们的建国计划里,始终没有这些女子的份儿,即使秋瑾复生,又将如何?孙中山为了安抚尹氏姊妹,给了她们一个“临时大总统府顾问”的名头,各赠川资两万元。

1913年尹氏姊妹北上进京,手头有钱,经常到处吃喝游玩。尹锐志这才认识了在北京陆军大学念书的同乡周亚卫,他与同学、也是杭州革命的死党葛敬恩、裘绍住在一起。葛敬恩出身嘉兴世家,手面阔绰,在北京上学还带着厨子,浙江小菜做得刮刮叫。尹氏姊妹常常光顾,一来二去,结成了两对姻缘。

周亚卫、尹锐志在一起三十多年,女强男弱,在东京留学时,周亚卫曾被逼得离家出走,尹锐志只好登报寻人,才将逃夫找回来。这些事情在民国军政界众所周知,1940年周亚卫在庐山主持训练团军官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来讲课,他是浙江老乡,对着学员大揭周亚卫的老底:亚卫先生家中诸事从不过问,亚卫先生领着中将薪水,每月只有一点点零用钱,亚卫先生从来只吃人家的,夫人不准他请客吃饭……最后说:亚卫先生是我的前辈,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应该不算唐突。周亚卫也拿他没办法,只得苦笑。

尹维峻的遭遇却要悲惨得多。1919年,护法运动方兴,浙江护法军司令部设在汕头,她与丈夫裘绍奔赴汕头参加护法。总司令吕公望任裘绍为师长,尹维峻任护法政府顾问(又是顾问)。7月16日,尹维峻怀孕已近十个月,死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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