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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 ※※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作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须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那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樤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条，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作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条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绌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若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看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决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那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霉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乱，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干黹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接着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那里去蒙混，从那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