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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多。你要问那一方面的？”
“江苏方面。”李来中问，“罗嘉杰可有复电来？”
“有。”
“怎么说？”
“没有说什么，只说已接到荣中堂的电报，亲自到上海去打听各国的态度。”
李来中放心了，“有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再电复？”他问。
“没有。”王季训又加了一句：“照规矩说，象这样要紧的事，不会耽搁得太久。”
李来中沉吟了一会，将银票往前推了推，压低了声音说：“四爷，有件事，只要你举手之劳。办成了，这一万银子就是你的。”
“好！你说。”王季训一只手伸到银票上。
李来中的动作比他更敏捷，轻轻一抽，将银票收回，凑过脸去说：“请你造一个假电报。”
“怎么造法？”
“假造一个罗嘉杰的电报。”
“这，”王季训问道，“怎么说？”
“怎么说，你先不用管。”李来中又说，“你别怕，包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责任呢？”王季训用手在项后砍了一下，“这要发觉了，是掉脑袋的罪名。”
“包你脑袋不掉，照样能吃花酒，照样能亲翠儿的嘴。”
“老李！”王季训笑道：“我是孙悟空，你就是如来佛，什么事翻不出你的手掌。说实话，你本事大，不怕，我可怕！有一万两银子，我有好一阵舒服日子过。可是，日子要过得舒服，第一就是能够安心。你说，怎么让我安心？你说得我信了，我就干！”
李来中一面听，一面深深点头，“好！咱们俩一言为定。我说得不对，你不干我不怨你。四爷，我先问你，如今南边的电报怎么来？”
“南边的电报，有两条线，一条陆线，一条海线。陆线，现在到不了京里，因为电线杆让义和团拉倒了，保定也不一定能通。海线呢，有两处，一处通天津，现在天津乱得一塌糊涂，也不必谈了。再有一处是通山海关，归驻扎在那里的副都统管。这两天南边有急电，都是先通到山海关，再派快马送到京里。”
“那么，我再问你，山海关拿电报送到，你照样译出来，送上去，可有责任可言？”
王季训愕然，“这有什么责任可言。”他说：“送来了，我不译不送，才有责任。”
“那就对了！山海关那面是我的事，反正总有一份电报给你，你译了照送，这一万银子就是你的。”
“那，”王季训不信似地问，“有这样容易的事？”
“当然还要费你一点心。”李来中略想一想说：“有两个办法，你自己挑一个：一个是，你们那里跟罗嘉杰通电报的密码本，借出来用一下；一个是，我拿一个稿子给你，请你译好交给我。”
“密码本不便拿出来！”王季训很快地答说，“就拿出来，你也不知道用法，因为密码是每天不同的。这样，你拿稿子来，我替你译，稿子呢？”
“得要明天一早给你，送到什么地方？”
“送到我下处。”王季训说，“明天上午我不当班，正好办这件事。”
“好，就这么说！”李来中将银票捏在手中，起身掀帘子，向外喊一声：“拿纸片！”
在京师，老于花丛的都知道两句诗：“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因为“点灯笼”是姑娘不留客，不得不去，难免伤心，而“拿纸片”不是飞笺召客，便是“叫条子”，自是得意之事。但李来中此时吩咐“拿纸片”，却大出王季训的意料，不是叫局，只是要一张纸片可以写字而已。
“四爷，你写一张收条给我，收到一万银子。”
“好，好！我写，我写！”
等王季训欣然提笔欲下时，李来中又开口了，“请慢一慢，我念你写‘兹收到日本公使馆交来库平银一万两正。’”
“怎么？”王季训大为惊疑，“这是什么意思？”
“明人不做暗事，四爷，我老实告诉你，托我办这件事的人，是这么交代的。一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人家也要防一防。你只要照我刚才的话做到，我们那里自然会知道，这张收据我涂销了还给你。你既然没有让朋友上当的心，大可坦然。四爷，你要明白，我们是办事，不是想害你。我跟你无怨无仇，张罗一万银子来换你这张收据为的是要抓你一个把柄，我不成了疯子了？”
话说得很透彻，细想一想，对方似乎亦不能不出此防范的手段。不过有一点却还须澄清，“我照办了没有，你们怎么会知道？”王季训问，“倘或你们那里没法儿证实，就以为我玩花样，告我一状，说我私通外国，那可是有冤没处诉的事。”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知道。白花花的银子，到底一万两！
怎能做没把握的事。“
王季训没话可说了。“好吧！就这样。”他照李来中的意思，提笔写好，一张纸换一张纸，各得其所而散。
八一
也就差不多是李来中与王季训分手的那辰光，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纠纷。纠纷的一方是德国公使克林德。
克林德在十五年面就到过中国，那时不过公使馆中的一名三等秘书，去年再度来华，不但是公使的身分，而且已为德皇封为男爵，在公使团中的地位很高。这位爵爷本有美男子之名，如今虽近中年，丰采如昔，兼以性格爽朗，勇于任事，所以在东交民巷的风头极健，更无形中成了公使团的领袖，一切关于义和团的交涉，大致都听从他的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偏偏冤家路狭，这天他携着手杖牵着狗，正在东交民巷新辟的马路上散步，只听得车走蹄声，驶行甚急，于是一面让路，一面转脸去看，来的是一辆骡车，除了车夫以外，车沿上还有一个人，装束行动，都很奇特，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双腿亦都裹着红布。手里拿一把雪亮的钢刀，而一只手扳起一只脚，正在鞋底上磨刀。
克林德一时愣住了。等车子快到面前，突然省悟，失声自语：“这不就是义和团吗？”
念头转到，随即便有行动，一跃上前，用个击剑的姿势，挺手杖便刺。车夫吓一跳，不自觉地将缰绳一收，等车子一停，克林德将手杖一抡，横扫过去。车沿上的那个义和团本就存着怯意，见此光景，越发畏惧，拿刀一格，顺势抛却，“呛啷啷”一声，钢刀落地，他的两只脚也落了地，撒腿就跑，往肃王府夹道中逃了去。
这时德国公使馆的卫队也赶到了，一看车中还有个缩成一团的义和团，依照克林德的意思，把他拖了下来，拘禁在使馆，而骡车却放走了。
车夫亦是个义和团，一行三人来自庄王府，庄王府中已经设坛供神，住着好几个大师兄。这天依照既定计划，特意派人到东交民巷去示威，不想落了这么一个灰头土脸的结果，将个庄王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非杀尽洋人不可！”
比较还是载澜有些见识，“你老别骂了，得想法子要人！我看，”他说，“这算是地面上的纠纷，不必由总理衙门出面，让崇受之去走一趟吧！”
庄王毫无主意，听他的话，将步军统领崇礼请了来，请他到德国公使馆去索回被扣的义和团。
崇礼面有难色，且有些气愤，免不得大发牢骚：“朝廷三令五申，着落步军统领衙门，严办滋事的拳匪。这会到人家使馆区去惹是生非，可又没有本事，教人家活捉了，反要当官儿的替他们去求情！澜公，你说咱们这个差使怎么当？”
如果换了别人，载澜登时就会翻脸，但他兼任左翼总兵，受崇礼的节制，少不得客气几分，所以敷衍着说：“是，是！
这个差使不好当，等过了这段儿，咱们再想法子辞差。“
就在这时候，总理衙门派了一个章京来报消息：德国公使馆将所捕的义和团剥下的衣服，连同所持的一把钢刀，派人送到总署，同时有话：要求在下午两点钟以前，出面料理，否则那名义和团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庆王的意思，这件事只有请步军统领衙门三位堂官出面料理，英大人已经在署里了，请两位赶紧去商量吧！”
这是无可商量之事，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得把人去要回来。两人匆匆赶到总署，照载澜的意思，有崇礼一个人去，已经很给面子了，不必一起都去。可是崇礼怕交涉办不好，变成独任其咎，坚持非两翼总兵同行不可。载澜无奈何，英年无主张，终于一车同载，直驰东交民巷。
到得德国公使馆，只见庭院里大树下，绑着一个垂头丧气的赤膊汉子。三个人都装做不曾看见，升阶登堂，跟克林德当面去要人。
“释放可以。”克林德透过译员提出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用书面保证，以后不准义和团侵入使馆区。”
“这，”崇礼答说，“好商量。先让我们拿人带回去，总理衙门再来接头。”
“不行！一定要收到了书面保证，才能释放。这一点决没有让步的余地。”
三言两语，就使得交涉濒于决裂。崇礼跟载澜说：“这件事，我可不敢答应。只有回去再商量。”
“干脆告诉他，他的无理要求，万万办不到。此人是大清朝的子民，不交给大清朝的官，我们跟他没有完！他要是不信，让他等着看，他闯的祸有多大？”
译员传达了他的话，只不过译了五成意思，克林德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我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各国公使馆一致的要求，我们不受恫吓！”
交涉终于破裂。三人辞出德国公使馆，回到总理衙门，载澜跳脚大骂：“洋人都是不通人性的畜生！只有拿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他才知道咱们中国人不好欺负。”
一言未毕，有人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来不及行礼，便向崇礼大声说道：“义和团由崇文门进城，一路喊‘杀’，一路奔到东交民巷一带去了。”
来人是步军统领衙门的一名笔帖式，崇礼叫不出他的名字，只抓住他的手问：“有多少人？”
“有说几百，有说几千，反正很多就是。”
“坏了！”庆王跌脚嗟叹，“这下乱子闹大了！”
“庆叔，”载澜面有喜色，“你别担心！乱子不会闹大，交涉反例好办。你老不信，等着瞧。”
庆王没有理他，匆匆坐轿回府，正在询问义和团烧教堂、杀教民的情形，门上来报：“西苑有太监来，说是老佛爷有话说给王爷。”
口宣懿旨，无须摆设香案，庆王换上公服，在作为王府正厅的银安殿，面北而立，听太监传谕。原来由崇文门进城的义和团，本想攻入使馆，为洋枪一挡，折而往北，沿着王府井大街，见教堂就烧，见从教堂里逃出来的人就杀。铺户闭门，官兵走避，义和团为所欲为，一直烧到八面槽的天主教堂。此堂名为“东堂”，乾隆年间意大利教士，亦为有名的画家郎世宁，在这里住过好些年，留下许多工笔画幅，此时亦都付诸烈焰了。
其时慈禧太后正在西苑闲步，从假山上望见东城火起，询问李莲英，说是洋人先在崇文门开枪打死了好些百姓，义和团大抱不平，所以烧教堂作为报复。又提到徐桐住在东交民巷，只怕已被困在内。慈禧太后大为惦念，特命庆王与使馆交涉，将徐桐移往安全地带。
这个交涉不难办。庆王派人到总理衙门找了一位章京来，又派了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