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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调补，乃是天公地道之事，何以仍是署理？
尤其是一想到袁世凯，更不舒服。张之洞光绪十年就已当到两广总督，那时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五品同知，在朝鲜吴长庆军中“会办营务处”。连个“学”都没有“进”过的乳臭小儿，居然成了疆臣领袖！最可气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实授，而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反是暂局！这不是笑话？他心里这样在想，口头上却从未说过一句，因为以他的齿德俱尊，与后生小子争功名，说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当然，袁世凯非常了解，当今的重臣，只有两个人，朝中一个荣禄，外面一个张之洞。至于王文韶、鹿传霖之流，不必放在心上。如今荣禄老病侵寻，日衰一日，看来不过年把工夫好拖，荣禄一旦下世，军机大臣中决不能让瞿鸿玑爬上来。而论资望，他也不够“掌枢”的火候，那时张之洞也许会内召大拜，应该早日结此奥援。
因此，从保定回项城之前，他就作了决定，回程要迂道南京小作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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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奉旨准假两日，回籍葬母。九月里南下，在项城匝月勾留，十月二十一日起程，取道信阳坐火车到汉口，端方接到武昌看铁厂、看枪炮厂，礼数周至。不过袁世凯却不大看得起端方，只跟督署的文案，光绪八年壬午福建的解元郑孝胥亲近，极口称赞张之洞在湖北的规划，深远宏大，说是“今日之下，只有我跟南皮两个人，还能够担当大事”。
可想而知的，以郑孝胥跟张之洞的关系，必然会将这话，飞函江宁。这使得张之洞心里好过得多了，所以袁世凯的专轮驶抵南京下关，张之洞照规矩行事，盛陈仪卫，亲自迎接，到得总督衙门，随即开宴，其时是午后一点半钟。
这个时间赶得很不巧！原来张之洞的日常生活，与众不同，在湖北官场，人人皆知，有副送他的对联：“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下联不免刻薄，上联却多少是纪实，而张之洞自以为是一天当两天用。
他这一天当两天，即以午未之交为分界。大致每天黄昏是他的早晨，起床就看公事，见宾客，到午夜进餐，他的饮食习惯亦很怪，每餐必酒，酒备黄白，同时并进，肴馔、粥饭、水果、点心，亦复如此，摆满一桌，随意进用，没有一定的次序。
食毕归寝，往往只是和衣打盹，冬夏都用藤椅，不过冬天加个火炉，这样睡到凌晨五六点钟又醒了，办事见客，直到日中歇手吃饭，饭罢复睡。
这开宴之时，正是该他去寻好梦的辰光，加以这天去了一趟下关，精神格外不济，入席之后，想撑持不住，双眼涩重，只想合拢，勉强睁得一睁，也只是半开而已。
在一堂肃然之中，只见袁世凯谦恭地说不到三五句话，就会悄悄中断，因为张之洞眼闭嘴张，正将入梦，等他头向旁一侧，惊醒过来，袁世凯方才开口。
此情此景，使得满座的陪客，皆为之局促不安，最无奈的是，盛宴例用下系桌围，面对戏台的方桌，袁世凯上坐，张之洞打横相陪，一桌中别无他客，可以跟贵宾接谈，稍解尴尬，以致于众目睽睽，只看着高坐堂皇的袁世凯发愣，替他想想，真是人间的奇窘。
张之洞终于倒在椅背上，起了鼾声。袁世凯看一看周围，站起身来，于是奉陪作陪的藩臬二司，从左右赶到他身边，未及开口，袁世凯已向他们摇手示意，不要惊扰了张之洞。
只是总督进出辕门，照例鸣炮，俗名“放铳”，炮声却将张之洞惊醒了，一看客座已空，知道袁世凯不辞而别。这是件不但失礼，而且失态的事，张之洞想要弥补，就只有急急传轿，赶到下关去送行。
由总督衙门到江边，很有一段路，八抬大轿，分两班轿夫换肩疾走，仍旧能让张之洞在轿子里好好睡了一觉，所以赶到下关，精神十足，正是他一天当两天用的另一天开始之时，但袁世凯的专轮，已将起碇，他只在柁楼上拱拱手，向张之洞遥为致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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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逗留了三天，袁世凯乘海圻号兵舰，直航天津，到达的那天，正是四十天假满的十一月初六。就在这一天，京中传来消息，云贵总督魏光焘调任两江，张之洞回任。
江都会落在魏光焘头上，是无人不感意外之事。此人字午庄，籍隶湖南邵阳，出身是个厨子，后来投身湘军，曾隶服曾国荃部下，后来跟左宗棠西征，积功升到道员。甲午那年，官居湖南藩司，巡抚吴大澂请缨出关，魏光焘领兵驻牛庄。日军未到，望风先遁，一日一夜走了三百里，几次坠马，跌伤了脚，也算“挂彩”。和议成后，吴大澂带着他的“度辽将军”玉印回任，魏光焘的官运更好，竟升了陕西巡抚。
庚子年之乱，下诏勤王，举兵响应的都交了运，鹿传霖入军机；岑春煊升巡抚；魏光焘升总督。在昆明政事都由云南巡抚李经羲作主，魏光焘拱手相听，一无作为。不过他精力过人，一大早起身，接见属员以后，总是到各处营伍去看操，“魏午帅”之勤，是很有名的。
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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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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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贤王奕譞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王”。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又派上书房师傅，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携带国书礼物，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军机上奏，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原来客使跪觐，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洋人引为奇耻大辱，而中土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是件最得意之事。从此以后，嘉、道、咸三帝，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