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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 ※ ※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汪康年与瞿鸿玑，亦有师生之谊，所以岑春煊跟汪康年亦很接近。这时汪康年又有新猷，要在京城里办一张报，即名《京报》。有瞿鸿玑支持，筹备得顺利，二月里就要问世，汪康年已定好北上行期。岑春煊正好托他为“专使”，把自己的想法与做法，秘密地告诉了汪康年，请他当面转达瞿鸿玑。
暗中虽有布置，而表面上，岑春煊声色不动，打点行装，准备上任，饯行的宴会，一直排到两个月以后。而在这两个月之中，京里不断有消息来，说奕劻七十整寿，收礼收了上百万银子，光是段芝贵一个人就报效了十万。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为整顿东三省吏治民生，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授为钦差大臣。以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朱家宝是云南人，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但又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
第二天三月初九，又有一道上谕，以朱宝奎为邮传部左侍郎。这在岑春煊亦不感觉意外，因他早就听说，办铁路发了财的朱宝奎，辇金入京，走庆王的门路，不日即将大用，如今政以贿成，由段芝贵、朱宝奎两个的新命证实了。
而就在这一天接到瞿鸿玑的一通辗转递交的密电，岑春煊知道部署已经周全，便按照预定的行程，由上海坐太古轮西行，到了汉口，发一电报，奏请顺道入觐。
这个电报到了军机处，奕劻心里不免嘀咕。他在想，目前四川相当平静，并没有什么土匪闹事亟待剿抚的情事，拒绝岑春煊入觐的请求，似乎难于措词，倒是件很伤脑筋的事。
就在这时候，有苏拉来报，说岑春煊已经到京，在宫门请安了，奕劻大吃一惊：“怎么会呢？”他说：“尚未奉旨，那能擅自进京？”
“王爷，如果奉了旨，他就进不了京了！”由瞿鸿玑援引，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林绍年，冷冷地点了一句。
这原是早就商量好的，岑春煊当发电之时，人已经在京汉铁路上了，坐的是路局特开的专车，过站不停，疾驰入都。宫门请安，递上牌子，慈禧太后虽觉意外，却也高兴，立即就在寿宫“叫起”了。
等一身行装、满脸风尘的岑春煊行了礼，慈禧太后问道：
“你怎么说也不说一声，就来了呢？”
“臣已有电奏，请顺道入觐，不过臣不等电复，就上了京汉路的火车。因为，庆亲王必不准臣进京，只好权宜行之。请皇太后、皇上降罪！”
慈禧太后不提降罪的话，只说：“庆亲王不至于如此吧？”
“如果庆亲王不是有意排挤，当初拟旨就不会加一句‘毋庸来京请训’。臣受恩深重，奉旨以后，心里在想，巴蜀道远，此后觐见很难，如果不是趁此时进京，造膝详陈种种急迫的情形，机会一失，追悔无穷。因此情愿获罪，亦要进京，才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期望。”
“你来了也好！外面的情形，我跟皇帝也很想知道，想来你一定会说实话。”慈禧太后问道：“你这几年身子倒还好？”
“臣在两广四年，督办广西军务，当时五匪横行……。”
“慢着，”慈禧太后问道：“你说什么‘胡匪’，广西也有红胡子吗？”
“是‘五福寿为先’的五。”岑春煊解释五匪，“广西之乱，由于武官侵吞军饷，兵既无饷，只好通匪行劫。地方官抓到抢犯，士绅又来出面保释，形同包庇。这样善恶好歹不分，老百姓亦变成土匪了！所以广西有官匪、绅匪、兵匪、民匪，连土匪共是五匪。臣在这五匪世界当中，心力交瘁，得了个下血的症候。从去年九月到上海就医，如今是好得多了，不过，精神已大不如前。四川号称难治，臣怕照顾不到，有负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死有余辜。为此仰恳天恩，准臣开缺养病，等贱体复原，自当再效犬马之劳。”
“一时也谈不到开缺的话。不过，这几年，我也知道你很辛苦。”慈禧太后紧接着说：“你先在京里休息些时候再说。今天你初到，想来也辛苦了，明天再递牌子吧！”
岑春煊跪安退出，借住广西会馆。然后命车拜客，所会的大多是同乡京官，军机大臣一个不拜，只写了封信向瞿鸿玑致意而已。
这一下奕劻大为紧张。因为他早就听说，瞿鸿玑最近常找他的一批能言事的门生聚会。先以为只是联络感情，如今看来，怕是为了配合岑春煊突出不意的这一举，有所动作。因此，从宁寿宫到督察院，派出好些人去打听消息，思量着如何得能先发制人，让岑春煊有所顾忌。
岑春煊为人处事，一向毫无顾忌，而况此来是抱着“清君侧”的雄心壮志，所以在第二次召见时，便对奕劻展开攻击了。
话是从时局日非谈起来的，岑春煊说：“近年亲贵弄权，贿赂公行，中外效尤，纪纲扫地，都由于庆亲王贪庸误国，引用非人。倘或不能力图刷新，重整纪纲，臣恐人心离散之日，虽想勉强维持，只怕亦难挽回了。”
骂奕劻，在慈禧太后倒不以为忤，只是“人心离散”这句话，觉得非常刺耳。她以为改行官制为立宪的初步，已大大的顺应民意，何来“人心离散”之说？因而正色问道：“何至于‘人心离散’呢？你有什么证据？详细回奏！”
“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假如这里有两座御案，一好一坏，皇太后是要好的，还是坏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好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岑春煊说：“当今政治改良，固然可以收揽人心，无奈改良是假的。”
这句话又惹慈禧太后生气了，大声问道：“改良还有假的，这是怎么说？”
“皇太后自然是真心想改良政治，不过以臣观察，奉行之人，实有欺蒙朝廷，不能认真改良的确据。臣前在岔道行宫时，蒙皇太后垂询，此仇怎么才能报？臣回奏‘报仇必须人才’，培植人才，全在学校。以后蒙特简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足见皇太后是真心想培植人才。可是回銮至今，已经七年，学校课本，还没有审定齐全，其他就不必问了。”
“这也不过是个偶尔的例子而已。”
“臣再举个例。”岑春煊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头仰得很高，是犯颜直谏的姿态。“前奉上谕，命各省办警察，练新军。诏旨一下疆臣无不踊跃从事，但办事先要筹款，今天加税捐，明天加厘金，搜刮不穷，百姓怨声载道。如今真的刷新政治，取之于公，用之于公，百姓还可以原谅一二，那知现在不但不能刷新，反较以前更加腐败，言之可叹！”
“这话，”慈禧太后看他神态憨直，反倒和颜悦色地问：
“你又有什么根据呢？”
“臣无根据，不敢妄奏。从前卖官鬻缺，还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都可拿钱买到。丑声四播，政以贿成，所以臣说改良是假的。”说到这里，岑春煊突然问道：“皇太后可知道出洋的学生有多少？”
“我听说到东洋的，已有七八千。”慈禧太后答说：“到西洋的，我不知道数目，想来已有好几千。”
“是，以臣所闻，亦是如此。”岑春煊略停一下，一口气说下去，“古人以士为四民之首，因为士心所向，民心皆从。这些留学生出国已经好几年，等他们回国一看，政治这样腐败，一定会大声疾呼，主张改革，一唱百和，那就是人心离散之时。到此地步，臣……臣不敢想，不忍说了。”
说到最后，大有哽噎的模样。慈禧太后听他说到留学生如此可畏，本已动容，再看到他这近乎声泪俱下的词色，不觉悲从中来，抽出白纺绸绣红花的手绢，不住擤鼻子。但皇帝的表情不同，非但并无哀戚之容，相反地显得相当兴奋，他那灰不灰、黄不黄的脸色，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红晕。不过心中因为久未听得如此犀利的批评而感到痛快，所能现于形色的，亦仅此而已。
“我好久没听到你的话了，想不到时政败坏到这个样子！”慈禧太后指着皇帝说：“你问皇上，现在召见臣工，不论大小，就是知县亦常召见，总是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