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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去真滋远。
严复再曰：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20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
康有为被光绪召见时，在朝房邂逅荣禄。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么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愤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擅治印，留学日本时，有同学请他刻“壮游日本”四字，他马上把石头扔了回去，说：“你仅游了个日本，就觉得很壮了，那些环游地球的，又该如何呢？”
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有一次发现学生很少，原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蒋介石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哲学，或有了独立的哲学而不能发扬光大，甚至湮没不彰，那这个国家必无以生存于世界，终要被人灭亡。”
梁漱溟之父梁济于1918年六十大寿前几日投积水潭自尽，遗书有云“为殉清而死”。世人为此震惊不已，就是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纷纷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梁济生前仰慕梁启超，曾五次登门拜谒，并想请他题写扇面，事皆未成。后来梁济偶然看到梁启超给名伶谭鑫培题写的诗句，十分失望。梁济死后，梁启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惊呼：“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然而末代皇帝溥仪，却在晚年的自传中写道：“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写家谱时写上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溥仪眼光独到，为人叹服。
彭述之以为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陈独秀批曰：“此苏联之愚徒也。”
同盟会志在驱逐鞑虏，杨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满人也是华族，只有弃民族主义而入国家主义，方可力保满蒙藏的广袤疆土。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惟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民国时，王亚南有此语：“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章士钊直言：“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鲁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鲁迅曾这句也很透彻：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在与台静农通信时谈到了诺贝尔：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郁达夫谈到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俞颂华是中国较早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他在《论中等阶级》一文中写道：“研西史者辄分社会阶级为四级：一曰僧侣阶级，二曰贵族阶级，三曰中等阶级，四曰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第三阶级，即所谓中产阶级，其质与量固亦各国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业家、银行家，有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医师、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谋比较独立自由之生活而不专恃雇主所给工资以资糊口者，皆属之。”他认为，正常社会中的“原动力”，并不是苏联社会的无产阶级，而是他自己笔下“有恒产与恒心”之“中等阶级”。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贺麟说：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所以它不仅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冯友兰论及：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吴宓的《雨僧日记》曾记陈寅恪所谈：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顾颉刚了论学问：凡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人，对于政治的兴味一定很淡，这并不是遗落世务，实在一个人只有这一点精神，它既集中于学问，便再不能分心于政治了……学校中人一齐不问政治固然不对，但容许几个对于学问有特别兴味的人专作研究也未始说不过去……使得类似静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别的方面所拉拢而作牺牲。
顾颉刚在专门论及王国维的死时说：现在会做文章的人，无形中总给许多人捧作民众的领袖，一切的事情都压到他的头上，直至把他毁坏了而后已。……这种士大夫的清高是害死静安先生的主要之点，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接近了……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
潘光旦善治年谱，孔祥熙想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之后，他毫不客气地回绝道：“对不起，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柯劭忞辞参政之职时说：“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蒋廷黼曰：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望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蒋廷黼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王先谦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