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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儒》：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进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他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等，日后都是一时瑜亮。而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一·二一等运动，大多为政治势力所操纵，那些学生领袖也就欠缺一种气质，但似乎有点“真人不露相”的深沉。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自况：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蒋介石痛感中华文化的日益沦亡，在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内容的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全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
1932年，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时，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却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杨杏佛、瞿秋白遇难后，盛传鲁迅亦将不免，鲁迅乃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胡风作为鲁迅的门生，在非常时期写出“三十万言书”，不可不谓之硬汉。在武斗最凶猛的“文革”之初，他正好在四川深山中劳改，否则必死无疑。饶是如此，他几经斗争和监禁后，精神也早已崩溃。文革后虽获自由，经过治疗后精神也逐渐平复，但仍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旧疾复作。他于1985年去世，弥留之际还在惊惶失措地说：“有人又想诬陷我？这怎么得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独裁统治招致民怨沸腾，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阵，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叹：“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梁实秋晚年多次写到他曾任教的青岛：“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又说青岛“真君子国也”。他留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纱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顾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记上说到：“世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作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1997年，巴金住院，从此缠绵病榻。他说：“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活着了。”
十六、临难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28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话语锵铿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清朝宪政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准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唐才常与谭嗣同都是湖南浏阳人，为一时瑜亮。戊戌谭嗣同死难，唐才常恸哭不已，作挽联曰：“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英杰，剑气摩空。”如今浏阳有才常路，但百姓多不知曾有此人。
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交好，戊戌政变中，谭本想请王五设法救出光绪，因宫廷戒备森严而罢手。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王五说：“君行吾从，保无他；君死吾收君骨。君请自选！”谭嗣同选择了后者，决心一死以报国人。王五果然冒死收其遗体。后来，王五被八国联军杀害，霍元甲和刘鹗亦冒死收其遗体。
“五四”运动中，已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十年的学长周瑞琦悲愤地投水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久也许就要亡国了。无人能知山东问题将如何解决，南北和平将于何时实现。大家徒然旁观学生们空举双手，毫无私心、隐讳与其他外在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国家，这多么可遗憾！我认清了我现在是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决定宁愿作自由鬼而不愿作活奴隶。同胞们！为你们的国家勇敢奋斗吧！我结束了我的生命！”
陈天华投海自杀后，由同志扶柩回国，拟葬于长沙岳麓山。有人害怕官府干涉，禹之谟拔刀指天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