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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刊于《新民丛报》第18号，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梁为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就曾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各国称中国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认为不妥，认为此意为“中国的共和”，太过狭窄，不如“Repu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属于全中国”。此议遂定。
孙中山早年在广州学医，仰慕康有为，曾托人转致敬意，意欲结交。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不忿而罢，又赴北京上书李鸿章，李不置可否，孙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这才开始反清革命。
张静江曾任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有一次在轮船上邂逅孙中山。当时孙刚从伦敦脱险，处事警觉，张静江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是孙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业！以后你若需要钱，可以找我！”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帐号和三个字，约定若孙中山日后需要钱，可发电报，第一个字一万元，第二个字二万元，第三个字五万元。不久后，孙中山在日本筹划起义事宜，经费奇缺，想起张静江的话，便发电报一试运气，张静江果然履行约定，将钱汇来，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绍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为酬功，送给徐100万公债。徐用2万元办了一份《民立报》，又用1万元遣散了沈佩贞的“女子北伐队”，然后把剩下的97万交还给孙中山。孙说：“你可以留着这些钱搞政治！”徐答道：“有钱的人不能革命，我还要跟着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钱！”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说：“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吴说：“至少要1000元。”孙说：“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1200元，你们就拿1000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那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问孙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孙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尧、舜、禹、汤、文、武以至于周公、孔子相传不息的道统，我继承的就是这种道统。”孙中山的追随者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沈定一、廖仲恺等人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均分财富的理想，但认为中国的古圣先贤已提出过类似主张，如《孟子》所极力主张的上古井田制度。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孙中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上穿着他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所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竟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朱执信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自己。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其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