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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在南社演讲，说到南社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是浪漫气氛很浓的政治运动，南社的诗人是龚自珍气氛的诗人，而林庚白就是活着的龚自珍。柳亚子深以为然。但林庚白极不满意，他说：“我心目中尚且无李杜，更何有龚自珍！”他曾说：“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来看，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郑孝胥还谈不上。”
抗战中，马寅初常发表激烈演讲，抨击政府的腐败。蒋介石召他去问话，他说：“文职不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该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蒋介石知道后对人说：“我请他来是为了谈经济问题，以后有时间，他随时可以来！”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作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中共建国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
“雷震案”之后，在公开场合下，殷海光常常独自不语，见到一些老友时，脸上也显得一片“冷漠”。傅乐成有一次与之谈及“雷震案”，殷海光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这时他的心情，正像当年在西南联大那个寒夜中长吟李白的那首诗一样：“拔剑四顾心茫然”，颇为绝望。后来殷海光生病，傅乐成与杜维运去医院看他，“他只是微笑，不发一言；继而杜维运也上前搭讪，态度仍是一样，弄得我们十分尴尬。”离开医院，傅乐成无奈地对杜维运说：“你看他像不像苏格拉底？”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二十七、僻怪
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杨士骧升任直隶总督时，进京陛见。次日便微服到前门外煤市街一家羊肉馆大快朵颐。时当暑日，他光着上身，盘辫于顶，像个寻常百姓那样，食羊肉二簋、锅帖三十枚而出。刚出门口，正看到李经楚驱车经过，李十分惊讶地问杨何以如此？杨士骧说：“当年曾与于晦若来此处消夜，记忆深刻，昨天得知此馆尚存，所以乘兴而来，饱啖而出，不亦快乎！京师羊肉馆虽多，但那些岑楼巍巍、金额煌煌者，不过徒有其表。此处虽止小屋一间，狭隘不洁，而其制作之佳，殆无其匹。君若不信，何不试之？”经楚面有难色。杨士骧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兴之所至，何事不可为，进羊肉馆岂足为辱耶？”两人于是携手入内，复大嚼一番后，共载一车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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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辏г俗猿朴械弁踔耍淙占切鹗觯嘤贸⒂锲Ｃ窆跄甑慕患食『希硕喔拇┪髯埃跞醇岢执┣扒骞俜Ｌ费雨＇诘之，王答：“国体改，服色未定。吾虽故衣，与子实相等。子西装欧美之服也；吾服满洲服，非吾国章服之旧，非皆外国之服耶？”
李宗吾于蜀地大讲其厚黑学，言其共分三步功夫，一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超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和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黑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还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酷爱麻将，每于演说之前大战不止，曾说：“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并辔游欧。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作序。不料梁的序写得奇长，因为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思潮有很多相似之处，遂大加发挥，如江河决止，不可收拾，一写就是8万字，较蒋著篇幅更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此即《清代学术概论》，其序反倒是蒋所写。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国诗时，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辜鸿铭论民主：“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焉能将汤武革命模拟于列宁革命哉。然民主精神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论帝王总统主席，凡具民主精神者皆佳，尧、舜、华盛顿、林肯是也，凡无民主精神者俱僭，桀、纣、袁世凯、曹锟是也。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领导者尤重于制度也。领导者妄，则如恶魔乎。英文‘民主’一字，拆而作‘恶魔’加‘疯狂’而已。今列宁已耳，孰知其后来者如何。”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像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