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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多斤也不过是三百余坛，数量虽不多，但还是卖了不低的价格。据高顺说有一个家丁在买卖方面颇有见地，由他主持的卖酒买粮让很多客商大叫亏本。听到客商大叫亏本，我就想笑，商人自然是不会做亏本的买卖的，之所以大叫亏本就和前生商场里的那些商人不论来买东西的人搞价搞低了多少（小东西一元五元，大点的商品五十到几百不等）都会说：“您真会砍价，我今天（或这个月或今年）还没卖过这么低呢！”这其实都是商人在完成一笔交易后，将为达成交易所产生压力下意识里释放出来的一种表现。还听高顺回道，那些家丁按照我的吩咐除了在城镇上留下联络和负责购买日常用品的人外，其他人都已分批携带着用卖酒所得购置的粮食进入山中隐匿了。
本着深挖洞，广积粮的原则。我在分派这些家丁时都交代过，要找那些人迹罕见、最好还是易守难攻的深山密林设点屯居。而现在的最新任务就是在屯居点上种植葡萄，以便酿制雪莲玉液换取粮食和少量的武器。另外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收养一些十岁左右的童子加以调教，恐武有力的练习高顺所编制的剑法；聪明伶俐的学习我所编制的一些小册子。
荀彧和荀谌也三五不时的来我这里下上几局，特别是有一天喝了一口葡萄酒就死活赖着不走了，连问这是何物。我哄他们说这是从西域天山练丹士采天山雪莲酿制的仙露，把他们忽悠的一愣一愣的。直到把两个坛子用水都涮了两遍还再三确定我没有私藏，而且得到我明年会送他们一人一坛的承诺后才悻悻离去。
一年的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冬雪已下了几场了。书院的学子们路途远的有些已经离开了，我也打算这几天也起程离开，先到最进的一个屯居点过个年，然后在观察一下各路诸侯在黄巾起义时的表现。这一年中通过阅读书院的藏书在结合我自己在前生所知晓的历史，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揪其根本就是来源于秦朝的体制。先民时代也就是没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其真实性的尧舜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度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举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秦朝虽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实现了其将帝制传之万世的理想——此后的君主，虽然并不一定欣赏嬴政之为人，却纷纷效法秦始皇的统治方式。（因小说需要奴隶社会期间的问题就请各位读者不要深究了）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统治术的秘诀，即君权之神圣化。这一“大盗”成“圣人”的转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时代的君王，与“天”的关系相对比较松散。有的部落有专司祭天的祭师，有的部落则由君王兼行祭师之责。到了秦始皇这里，他运用仪式将君王与“天”的关系固定下来，自取“黄帝”之名，易之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
嬴政自称是“体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龙”，这些称号综合在一起，表现在社会历史作用上便是：功盖古今，恩赐天下。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先秦以来，“天下”是一个空间无限的概念。天子据有天下，也就意味着王权超越了空间。同时，嬴政还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他妄想通过子孙后代将专制权力永远延伸下去，从而实现对时间的超越。此种权力观经过暴力的彰显与文化的渗透，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传统中国的百姓认为，管理者之所以能拥有行政权力，是因为他（们）能最大限度地体现神的意志。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以尽善尽美的形象出现。《诗》反映的西周时代的王是这样，琅邪刻石歌颂的秦始皇是这样，汉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这样。古代的中国人习惯于对活着的帝王说“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不习惯于批评帝王的任何缺点。这是几千年的高压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嬴政根据这些理念确定了三种不可质疑的价值：皇权来自于神授，皇权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无限的，皇权也是完美无缺的。正是由于君主垄断了祭天之权，使得其权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亦使得民众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此一仪式巩固了权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国自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这样，“公义”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
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基督教教会的精神与权力体系，能够对君权进行有效的制约与均衡。西方的君主虽然也曾号称“朕即国家”，但其世俗权力却需要获得宗教领袖的承认。换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力，而必须由教皇或大主教为之“中转”。同时，教皇还通过“授衣权”控制教会，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异。在中世纪，德皇亨利四世曾经挑战教皇的“授衣权”，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礼，之后召开主教会议，宣称不再尊贵格利七世为教皇。教皇贵格利七世则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夺皇帝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压力，势力强大的贵族召开会议，全体都希望亨利降卑。会议决定：在一年之内，如果教皇没有取消将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将失去王位。此时，亨利处境危急。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着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亲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补赎礼。亨利穿着悔罪者粗糙的毛织长袍，光头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进入教皇的房间，获得其赦免。英王约翰也曾被教皇依诺森开除教籍。面对失去王位的危险，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恳求“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获得原谅之后，英王约翰随即将自己的皇冠及权杖交给教皇的代表鲁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还，以示教皇至高无上之权威。此种情境绝对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君王在将君权神圣化之后，其权力则是一元的，君王可随心所欲地拓展版图、控制人心，也可毫无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还是“叛徒”，仅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虽然诸多开国之君本人其实来自于叛逆，但在暴动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们立即与“帝天”建立神秘联系，一跃变为上天在人间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权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国政治史上定格之后，造成极其严重之后果。后果之一，皇帝本人成为权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权的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后果之二，在绝对王权的笼罩下，民众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失去了上古时代之“任侠”精神，失去了经济上的自足性，皆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后果之三，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而围绕着君权神授演化出来的“三纲”，历代帝王，即便如刘邦、朱元璋般“不学无术”，也需要精美的文化和学术的包装。秦制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能不断的改头换面为中国历代帝王所用，除了它在实践层面的有效性之外，也在于它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秦政的学术渊源，亦即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症结，便在于“儒表法里”的“文化共谋”，其具体体现即为三纲。
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就象两座大山压的我喘不过气来。单就心理学上分析，这些东西牢牢的束缚了人思想，给了每个人各安天命的强大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作用。
妈的！贼老天！难道你让我带着前生的学识来到这个时代就是让我和这两座大山抗衡吗？
第七章 山中隐居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大方马元义等先聚集荆扬徒众几万人，以中常侍封谓、徐奉为内应，约定三月五日内外一起起事。不料唐周背叛，上书朝廷告密。马元义被捕，在洛阳惨遭车裂。朝廷命翼州刺史捉拿张角。张角见事已败露，奇。ｃom书边星夜传书四方，于是“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并起。起义者都头裹黄巾为记，史称“黄巾起义。”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黄巾义军所到之处，燔烧官府，劫掠乡邑，一时，州郡失守，长吏逃亡，天下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东汉朝廷惶恐不安，立即采取镇压措施，首先，汉灵帝命各州郡在洛阳外围的八个关隘——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轩辕、玄门、孟津、小平津设置都尉，不防护卫；还命大将军何进率左、右羽林军屯住都亭；还采纳皇甫嵩的建议，解除党禁，赦免天下党人，拿出中藏钱和西园厩马赐给将士；另外，汉灵帝起用卢埴为北中郎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调发全国精兵分击黄巾军。
老家翟阳所在颍川郡也成了战场之一，著名的长社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先是波才将朱俊杀的大败，皇甫嵩退守长社会，而后利用黄巾军轻敌和不运兵法结草而营，一把火将烧死数万人。
而这段时间我已隐居于山中，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冷眼旁观，天下各路英豪自此开始展露头脚，曹操、刘备、孙坚、董卓也先后粉墨登场。
一边留心天下动态，一边潜心读书。同时对身边所收拢流民中的孩童进行教导。收拢少年流民的事情还是非常顺利的，只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在三处屯居点上收拢了四千多人，而我所在这个点上人数最多有二千五百于人。顾及到财力和受到必须保持山中屯居点隐秘的限制，即便是这两年葡萄酒换得的粮食和物品足够招收万人，但本着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