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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天，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外甥来他家串门，唠嗑的时候说他会拔大糖块，拔大糖块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买卖。手艺好的师傅拔出的大糖块，吃在嘴是脆而不粘，越吃越香，是东北人冬季最爱吃的一种糖。
张爷的外甥姓朱，是个三十来岁的光棍。他说他的手艺在他们那旮旯是出了名的，只是因为呼兰一带胡子闹得凶，日本人隔三差五扫荡，这买卖不好做。张爷一听活了心，和老伴一合计，光靠地吃租子生活只够维持，不如借着外甥的手艺做买卖。于是和外甥合计了一下，由张爷出钱，外甥出力，利润三七开，张爷占七。他外甥是人走家搬光棍一个。在哪儿也是呆着，因此也就同意了。因为这是属于两家的买卖，怕在经济上出现猜疑闹得亲属掰了生（翻脸），才决定雇个管账先生。
我到张爷家的时候，正是入冬季节，可张家的糖房除了挂块牌外，其他的还八字没一撇，张爷急得够呛。
“张爷，这怎么还不张罗开张？”
“营业执照还没有办下来呢！”
我问他卡在哪，他说不知道。
伪满洲国的时候，在城镇里做买卖，无论大小都得办理手续。而农村开个小铺什么就不用办手续，但得纳税。那时候的手续比较简单，只需到警察署商务课领一个营业执照就行了。至于什么卫生费、环保费等都没有，因为日本人要的是钱，你只要按时交税就可以了。
为了让糖房早点开张，我跟张爷说：“咱们这么干等着也不行，明天兵分两路，咱爷俩上警察署和商会办手续。叫朱大哥张罗雇人做家伙（工具），到粮行购买原料。”
“那手续办不下来咋整？”
“做买卖日本人他不反对，卡必然有个缘由，明天咱俩去看看。”
第二天，我和张爷到舒兰县城商会，找到了一个姓杜的副会长。他听完情况后乐了：“你们这死脑筋啊，还要做买卖呢？”
张爷说：“那咋办啊？”
“今天午间你们到陈记饭庄安排好饭，我领警察署商务课的人去吃饭，这事保准能办成。”
按照他的吩咐，我俩来到了陈记饭庄。陈记饭庄在舒兰县城是一个大饭庄。县城里的高官要员和富商大贾要办事一般都在这里吃饭。当我们来到饭庄的时候，这里的雅间都已订满，我俩和掌柜好说歹说才勉强给了一个。
在菜上张爷可犯了难，不知道点啥好。他对我说：“我长这么大，还没上过这么大的馆子吃过饭，这菜我也点不好，你照量着办吧！”
“这商务课的人都是些什么人？”
“课长是日本人，其它的人都是咱们人。”
“这日本人我知道，爱吃鸡和甜的。”
“你就琢磨着整吧。”
跑堂的报了一通菜名后，我点了清蒸鸡、糖醋鲤鱼、锅巴肉、红焖肘子和几样青菜。中午时，杜会长领着日本商务课长和两个中国课员来到了饭馆。进屋见面客气了几句后，各自入座。
菜一端上来，鬼子课长一看乐了，对张爷说：“张桑，你的知道我们的口味了？”
“这是我家管账先生点的。”
“中国菜大大的好，这几样我通通的爱吃。”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日本课长有点醉意了。杜会长把我们要办糖房手续的事和他一说，他说：“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买卖的我大大的支持，下午手续的办。”然后又拍张爷的肩膀说，“张桑，你的良民大大的，税的少的。你我朋友是，以后有事，你的找我。”两个中国科员见课长喝醉了，扶着他回了警察署。
走出饭馆，我又给杜会长买了三条烟，他说：“这年头和日本人办事，你这脑袋得活点。”
下午我又买了五条烟，到警察署办了手续。
张爷说：“妈拉个巴子的日本人，我都来两次了，左一次说检查，右一次说没时间，闹了八开毛病出在这顿饭上。”
回来后，又忙活了十多天，好不容易糖房开业了。
开业的头一天，张爷叫我四处送请贴。张爷说：“哪个庙都得拜呀，落下一个神，咱这买卖都不好干。”
开业的那一天，二道河子警察所、村公所的人，日本人守备队的中队长、勘探队的队长和镇里的名人、买卖家都被请了来。
我不解的问他：“别人都还可以，这勘探队的队长你请他干啥？”
他苦笑着说：“这你就不知道啦，我那乡下还有三十来亩地，这勘探队说占就占，一分钱都不给，不拉好关系能行吗？”
张爷家为了开业这一天招待客人，在院里现搭了一座大席棚，又从街里饭馆请来了两位上灶师傅。那场面不次于婚丧嫁娶。从中午一直吃到了晚上，把张爷两口造得愁眉苦脸。客人们走后，张爷来了脾气，摔摔打打的。
他老伴说：“你发什么毛秧（脾气）？”
“我这么点小买卖架得住这么铺张么？”
张爷外甥的手艺真不错。拔出的大糖块，无论是在色度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大块糖上市没几天就叫响了，把其它几家糖房顶得叫苦连天。
“张记糖房”的大块糖一出名，这事就接二连三地来了。今天镇长捎个条要吃大块糖，张爷就得给送去一筐；明天警察所来人要吃糖，张爷还得拿去一筐；后天收税来了，吃个臭够，临走的时候说一句：“你家这糖拔得不错。”张爷再赶紧给装上一筐带走。就这样每天都得送出三筐两筐的。长此下去，张爷可吃不消了，到月底一清账，不赔不挣白忙活。张爷说：“这样干可不行，咱得扩大点规模。”于是又招了三个伙计，在二道河子镇西边的大道边增设了一间铺面。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张记糖房”的生意火了起来。街里有两间铺面、五个散卖的小摊，四外屯的大块糖小贩也都到糖房订货。张爷晚间没事时对我说：“小子，照这样下去，这一冬可能挣点好钱。来年开春，我再买点地，把厢房换成砖瓦的。”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正当张爷，掰着手指头算计每天进多少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一冬下来能净剩多少钱的时候，“张记糖房”西街的铺面出事了，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四辆日本部队的军车满载着日本兵由吉林方向开往舒兰。在二道河子西岭下坡的时候，从横道上穿出一辆马车。这辆马车是二道河子北街老宋家姑娘结婚的送亲车，上面坐了满满一车送亲的人。日本军车头一车的司机，一见马车穿了出来，立马来了个急刹车，随着“嘎吱吱”的一阵汽车刹车声，四个轱辘都不动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军车在大道上横冲直撞。一般也不按喇叭，这台车车速又快，虽然车轱辘不动了，但是巨大的惯性推着车，加上道路溜滑，仍然飞快地向马车冲去。大道旁的人都惊呼了起来。马车上的人也都傻了眼，除了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跳下车以外，其他的人都呆呆地瞅着即将撞上来的汽车。“咣”的一声巨响，马车被撞出去十多米远。车上的人被摔了一地，哨子马都被摔趴在地上。穿着婚礼服的新娘子坐在地上捂着满脸是血的脑袋嚎啕大哭。
后面的三辆军车急忙刹车打舵，但是，由于车速快，又处在下坡，后面的两辆车相继撞在一起，只有最后的一辆没有撞上。汽车直接撞到了路边“张家糖房”的铺子上，柜台被撞得四分五裂，大块糖撒得满地都是。
车上的日本兵纷纷跳下车来，把送亲的人和糖房的两个伙计好顿打，打得一个个就像血葫芦似的。送亲的人不说，光糖房的两个伙计就一个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一个左腿被打断了两节。
日本军车开走后，人们纷纷涌到现场，忙着抢救受伤的人。很多人骂了起来：“这日本人也他妈的太霸道了，撞了车还打人。尤其是糖房的两个伙计，这打挨得多冤！”警察所的所长领着两个警察来了，问明了情况后说：“你们还瞎扎呼啥？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说你们有意害皇军就不错了，打你们一顿就算捡着便宜了。还不他妈的赶快散开，该干啥干啥去！”
这件事激起了二道河子百姓的极大愤慨，当天下午人们就聚到村公所，孩子哭，女人叫，男人们骂吵吵的，纷纷要求政府给个说法。在民众的压力下，镇长领着几个镇上有头面的人，找到了舒兰县伪满政府。政府的答复是皇军部队是去剿胡子，这是在为地方办好事。你们的马车挡人家的道，没按你们破坏皇军军事行动处理，就算你们捡着。再说，这四辆军车是过往部队，政府无权过问，要找去找关东军司令部。
那年月日本人杀中国人都不是件稀罕的事，打坏几个中国人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事。日本人那个霸气劲谁都知道，谁敢上关东军司令部去找啊！人们闹哄了几天，见没个结果也就消停了下来。
事情过后，张爷可倒了霉。既得忙着给俩伙计治伤，又得安排伙计家的生活。这俩伙计的老婆孩子三天两头来找张爷，不是家里缺米，就是没油。张爷这个人心眼好，伙计的家人来找，每次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那一阵子可把我忙得够呛。白天到铺面上帮伙计们卖糖，晚间回来还得做账。虽然糖房的账挺简单，只有支出、收入和结存三项，但是由于摊点多，有时也得忙到深夜。时间一长，大伙逗张爷说：“你家这管账先生挺好个人，你不如招他做个养老女婿吧！”
“这小子行，人长得精神，又有文化，还勤快，有出息！”
张爷家的姑娘叫张瑞华，人长得豹头花眼（漂亮）的，也挺会来事。张爷这句话一放出来，她就开始心疼了我。有时候看我忙得晚了，偷偷地给我送几个用火烤好的粘豆包和白糖水。张爷也知道这事，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她。
快到年关了，有一天张爷把我叫到上屋问我：“小子，我想和你合计个事。”
“啥事你说吧！”
“你看我家那个丫头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想招你做养老女婿，你看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没啥想法，我就托个媒人。”
这件事我心里早就有谱，因为张爷一家三口对我特别好，从来不把我当外人，就连吃饭都和他们一桌。伙计们常逗我说：“你早晚得成他们家的养老女婿。”
那时候的人不像现代人，思想不开化，有家有业的人谁也不愿意去给人家当养老女婿。当养老女婿的不是娶不上老婆的光棍，就是家穷得叮当响吃不上溜的穷人，这样的人很被人瞧不起。
对于这门亲事，按理说我是无可推托的。一来张爷是二道河子一带的乡绅，在街里很有威望；二来张爷的家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日子也过得去；三是他家的丫头不但长得好看，而且安分守已，奇Qīsuū。сom书平常的时候很少上街。虽然是小家碧玉，但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的风度。我这样一个穷小子能说上这样一个人家的媳妇，可也就算烧高香了。但是这传统的观念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门亲事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答应的。不答应怎么办？张爷家的老两口待我亲如儿子，小丫头对我又一往情深。从哪方面讲，“不行”两字都很难出口。
于是我对张爷说：“张爷，你能瞧得起我这是我的福份。不过这婚姻大事不是我自个能做得了主的，这事我得抽空回趟家和老人合计一下。”
“这倒对，那你明天就回去一趟，和家人合计合计。”
第二天天刚亮，张爷就把我叫了起来，给我一百元钱，一再告诉我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