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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受到了种种虐待，这让他义愤填膺。返回欧洲后，他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讲述基督徒在圣地所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而如果没有几个世纪的杀戮与牺牲，西方的民众也绝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集体狂热有多荒谬。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这些等待的时期往往是极为动荡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今天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5）第四条导火索：政治和社会制度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拉丁美洲与非洲那些所谓的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地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法国人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然而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
当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毁灭了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集权制乃是法国民众迫切需要的产物，就该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承认这种制度最适合法国民众。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6）第五条导火索：教育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文因为这‘人种教育制‘书度建立在一‘屋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面。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开始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这些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这种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小说网·。。］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不需要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低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可是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7）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上）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
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所实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增添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还大有人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