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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说说“共和”这个词。它是古希腊人创造出来的，而古希腊人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
说到底，希腊的共和只是几个贵族的共和，却建立在民众的奴隶制之上。没了这种奴隶制，这种所谓的“共和”一天也不能存在。
接下来是“自由”，这个词同样诞生于古希腊，然而在那个国家里，民众从来也没有过思想上的自由。如果谁敢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那么他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类似这样的自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又怎么能画等号呢？
再比如说“祖国”，对于古希腊的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来说，他只崇拜自己的雅典城和斯巴达城，拒绝把对方认作自己的同胞。而其他的城邦也是一样，它们互相敌视，彼此征伐不断，甚至从未曾统一在希腊的名义下。
而在西欧地区，是许多相互敌视的部落和种族组成了高卢，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和宗教，凯撒能够轻易征服它们，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盟友。罗马人缔造了一个高卢人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使这个国家形成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一。
即使在两百年前，人们也不存在什么“祖国”的概念。过去跑到外国去的法国保皇党人，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在恪守气节。他们认为法国已经变节，因为封建制度的法律规定，诸侯要效忠自己的君主，而不是某一块土地，因此有君主在，才有祖国在。可见，祖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是与现代人大不相同吗？
可见，词语的意义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代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类来说，它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
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
在这方面，历代的政治家都颇为精通。
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发生了变化，开始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而有些东西又实在没办法改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用新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
比如说，在大革命之后，执政府把令人生厌的“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换成了“盐税”，过去的“徭役”改成了“间接摊派”，而商号与店铺的税款，也被起了个新名字叫做“执照税”。
这些新名词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有效地防止群众产生反感。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那些身处大革命风潮中的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样的流行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比禽兽的暴政，建立起宗教法庭一样的审判台，干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来。
在上面的例子中，时间促成了词意的变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种族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在教养相同但种族不同的人中间，相同的词也经常会代表着不同的观念。比如说今天使用如此频繁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
拿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在前者看来，民主是说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
这就是说，代表了民众的国家要支配一切，控制一切，要集中权力，要垄断并制造一切。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不论你是激进派，还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铁杆的保皇派，一切党派一概要服从国家。
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尤其在美国人看来，民主说的却是个人意志的有力发展。这种发展是超越一切的，国家要尽可能服从这一发展，除了政策、军队和外交关系外，它不能支配任何事情，甚至公共教育也不例外。
这样看来，同样的一个词，在这个民族就代表着个人服从国家，而在另一个民族，却是指国家对个人的彻底服从。
我们现在知道了，词语唤起的形象往往独立于它们的含义。这些形象因时代而异，也因民族而异。不过套话并没有改变，有些暂时的形象是和一定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就像是用来唤醒它们的电铃按钮。
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
因此，无论这些词汇和套话是否荒谬，只要我们用这些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就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于是，我们便拥有了做出暴行的一切条件。
（4）第三：幻觉
自从有了文明，群体便开始被幻觉包围着。
最早的幻觉，来自于对自然的敬畏，于是人们捏造出神灵，开始崇拜偶像，沉迷在宗教幻觉里。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开始不再相信神灵，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人文科学的领域里，无数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诠释出来，又促使无数民众把它们当成信念来恪守，于是哲学幻觉就成为了那一时代的风潮。
进入近代之后，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又甚嚣尘上。当民众对现实感到不满时，所有的弊病就被归结到制度上，于是民众展开憧憬，甚至是动乱来满足他们的社会幻觉。
不论是这些幻觉中的哪一种，都拥有牢不可破而又至高无上的力量，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
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因为它们而建！
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那场大动荡，是因为它们而发动！
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
有的时候，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似乎暂时消除了这些幻觉，然而这种动乱，却注定了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
没有了这些东西，人类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那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假如有人把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把火烧毁；假如有人冲上教堂前的石板路，把那些雕像推倒，把因宗教鼓舞而创作的艺术品统统撕毁，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
人类只有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而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五十年之前，科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既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也做不到像幻想一样撒谎。
在整个19世纪里，哲学家们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全然不顾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使得希望和顺从的源泉随之枯竭。
在幻想遭到扼杀之后，哲学家与民众就要直面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
无论哲学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这恰恰与群众的本能不相符，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可以这样说，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今天，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有许多证据来证明它的荒谬，但它依然继续发展。
它具有这样的生机，都是因为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5）第四：经验
经验是真理的传播手段，也是幻想的敌人。
可以说，经验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唯一让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
然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经验必须是积累了许多代的，并且可以随时被验证的。
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或是压制那些牢固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比这些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经验的获取过程，它们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19世纪以及稍早几年的时代，充斥着大量奇异的经验，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要算法国大革命。从这次试验中，我们知道了一个社会必须要遵照理性的指导。如果从下而上地革新一遍，至少要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让整个欧洲陷入长达20年的动荡。
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法国民众在50年里进行了两次破坏性试验。
民众在第一次试验中拥戴了暴君拿破仑，结果付出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和一次被侵作为代价。第二次试验则拥戴了拿破仑三世，以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来证明常备军有多么必要。尽管这两次试验都准确无误，但从现在来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众信服，此后估计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说不准哪天它肯定会发生。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而它们的代价可能同样让我们伤痛欲绝。
比如说，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也许可能是两次。
再比如，想要让人认识到，推行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这就至少需要20年国家的灾难来作为试验周期。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鞑靼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那个东方的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