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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策回答：“所有诊断都是人为的分类，然而不能据此而断定所有诊断都不客观。如今我们已采用全新的诊断标准，罗森汉若故伎重演，他绝对不可能得逞。如果他装病前来就诊，精神病医生不会立即要你住院治疗，而会是‘另行观察，延后诊断’。”斯皮策一再强调：“再做那种实验也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在绝不可能。”
我打算试试看。
同样的秋日，同样的计划
两次实验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都是秋天，湛蓝的天空，树叶开始转红，手掌般的落叶点缀在深绿色的草地上。我丈夫说：“你在搞什么鬼？”我说：“我要仿效罗森汉当年的实验。试试医生会不会让我住院治疗。”他说：“我可要提醒你，你可是有家庭的人！”我边想着斯皮策边说：“不会有事的，我几个小时后就会回来。”“如果没回呢？”他问，我说：“那来救我吧！”
他说：“救你？你以为他们会相信我？他们会把我一起关起来。”他不说话了，手指拨弄着胡子。昏暗的房间里，一只蛾子从窗户飞进来，一头撞在灯泡上。他最后说：“我跟你一起去。”
他最终还是没去，留在家里照顾小孩。我开始准备了，5天不洗澡不除毛。我打电话给一位向来特立独行的朋友露西，我想借用她的姓名，以免用本名而被识破。
我花很多时间对着镜子练习。我皱眉眯眼，假装忧虑，对自己说，“我听到有‘砰、砰、砰’的声音。”每当看到穿衣镜里浑身臭味，头戴宽扁黑绒帽的自己，我就会忍不住笑出来。如果笑出来了，我马上会被揭穿。我不该笑，我应该仿照罗森汉的实验设计，谎称这个小症状。除此之外，其他问题都据实相告。
与罗森汉的实验相比，我这次实验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当年参与实验者都没有任何精神病史，而我的精神病史却相当吓人。我虽然现在一切正常，但数年前却好几次住院治疗。而我决定隐瞒这部分，否认过去有任何精神疾病的相关症状，这个谎言就是和罗森汉的原始实验最大的不同。
我和女儿、丈夫吻别。我5天没洗澡，牙齿泛黄，套上沾满漆痕的紧身裤，穿上一件写着“可恨的一代”的T恤。我问丈夫：“我看起来怎么样？”他说：“没什么不同。”
我驱车前往医院。早秋时分，开车兜风是最棒的享受了。出了市中心，空气中弥漫着牧草与树叶的芳香，远处一座红色的谷仓矗立田野间，白云掠过蓝天，阳光闪亮耀眼。我选择一所离市区几公里的医院，这所医院设有精神障碍的急诊，口碑极佳。我沿着曲折的车道，来到位于半山腰的医院。
露西·雪慢，砰、砰、砰
我进到熙来攘往的走道，成排铁门巨大森严，精神科急诊室就在后面。我按下某个按钮，对讲机里传来人声：“挂号吗？”我说：“是的。”门忽然打开，完全不像人为操控。3名警卫坐在暗处，警徽闪闪发亮。有位护士带我到挂号处，问我：“姓名？”我回答：“露西·雪慢。”她问：“姓怎么写？”我说：“下雪的雪，慢条斯理的慢。”护士边写边研究这奇怪的字。她说：“好特别的姓！”
我说：“嗯，我们家乡很多人是这个姓。”
她抬头看我，在病历表上飞快地写了一些字，可惜我看不到。怕她误会我胡说，所以再补充说：“我没去过那里，是听长辈说的。”她又问：“信仰？”我答：“犹太教。”我边说边犹豫着该不该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犹太教徒，只是不想让犹太人的身份和负面的事物有所关连。这点偏执的倾向，倒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有。
我害怕什么？没有人能监禁我。在罗森汉的研究之后，留置病人的条件更为严格。只要我否认有杀人或自残冲动，我就是自由之身，无需住院。我告诉自己：“你是自由的。”但我的思绪不停地翻腾，有如汹涌的河水搅动砂石淤泥。
我告诉自己，我应付得来，但心里仍慌乱不已，毫无把握。随时有人会识破我的伪装。我一说出“砰、砰、砰”这几个字，任何熟读心理学文献的医生都会说：“你是骗子，我知道这个实验。”而我也只能寄希望于这位精神科医生没看过这些文献资料了。
我对这间急诊室有种莫名的熟悉。护士记下一个不是我的名字，一个不存在的地址。我编了一个念起来好听的住址。我对精神科急诊室并不陌生，以前我确实曾受精神障碍所苦，去过许多精神科急诊室就医，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急诊室里的气息让我想起过去：汗水、纱布以及无所不在的虚无。我混进来了，但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我只觉得难过，因为这里的某个角落，确实有人饱受精神障碍的折磨。
护士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里头有张担架床，床边有几条黑色束带。她叫我坐下，一名男子随后进入，关门，上锁。他对我说：“我是临床护理专家葛佛。我先为你测脉搏。”每分钟100下。葛佛说：“有点快，按照一般人的标准来说，算很快了。不过在这种地方，谁会不紧张呢？”接着他给我一个亲切温和的笑容。
他说：“嗯，要不要喝杯矿泉水？”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起身离开。过了一会，他手拿一只宽口玻璃杯回来，感觉颇为高贵，杯里放着一片淡黄的柠檬片。突然间我觉得那片柠檬好美丽，那圈若有似无的浅黄随着水而晃动，慢慢浮到水面。
他把杯子递给我。这样亲切的服务是我没料想到的。罗森汉写过，他在精神病院受到了非人道待遇。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人受到羞辱，那便是葛佛，他简直成了我的私人管家。我喝了一小口，对他说：“谢谢。”“你还要什么吗？饿不饿？”他又问。我连忙说：“不用了，我很好。”他说：“我没有恶意，不过你看起来并不好，不然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尽管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他点头表示了解，在病历表上记下这项症状。
“那声音跟你说什么？”我说：“砰、砰、砰。”他不点头了，反问：“砰、砰、砰？”我的回答实在太另类了。一般精神病人幻听的内容通常是预言式的信息，如，天文异象、毒蛇，或哪里有窃听器等。我重复了一遍：“砰、砰、砰。”他问：“就这样吗？”我说：“就这样。”“声音是由小慢慢变大，还是突然一声巨响？”他问。我说：“突然一声巨响。”我脑海中莫名其妙地真的出现坠机的画面。万里晴空，飞机向下俯冲，有人尖叫。我开始觉得有点诡异。我仿佛真的听到了。真是虚实难分，我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我真实的感受了，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对此现象有所研究。我揉了揉太阳穴。
葛佛问：“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我说：“3个星期前。”罗森汉等人也是这样回答。他问我饮食睡眠是否正常，是否遭遇突发压力或变故，是否曾遭受过创伤。我一概回答没有。我胃口好，睡眠正常，工作顺利。他说：“你确定吗？”我说：“嗯，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小学三四年级时，邻居布劳先生掉进自家游泳池淹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震惊。”
葛佛咬着笔，专注地思考着。我想起布劳先生，他是个传统的犹太人，出事那天是犹大安息日。葛佛说：“你邻居砰的一声掉进水池，而你听见‘砰、砰、砰’。这可能是借由幻听宣泄记忆里的创伤，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致。”
我说：“可是那件事真的没什么，不过是……”他说：“我认为邻居溺死这件事导致你心理受创。我要请精神病医生为你鉴定。当然脑部受伤也可能导致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我们会进一步为你做检查。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很低，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得出他的自信。
他转身离开，去找精神病医生。我的脉搏突然加快，每分钟至少多跳50下。因为我害怕精神病医生立马识破了我的把戏，搞不好还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或是什么的，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穿着浅蓝罩袍的精神病医生走进这间上锁的小房间。他注视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他先坐下，接着叹口气说：“你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希望不要听到这声音，所以才来医院。”我说。他问：“声音从哪里来？是脑中发出的还是外头传来的？”
“外头传来的。”
“除了砰、砰、砰，你听过其他声音吗？比如说，要你杀别人或自杀？”
我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他问：“今天星期几？”这下可难倒我了。连续几天放假，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迟钝，而能否正确断定时间正是精神病医生判断病人正常与否的重要依据。我暗自祈祷，说：“星期六。”他在纸上写些东西，接着说：“好吧！你现在只听到声音，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精神症状。”我问：“我是不是像护理师所说，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医生说：“关于精神障碍，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的表情突然转为黯然。他摸摸鼻梁，闭上眼睛，低下头。我发现他头顶微秃。我很想对他说：“嘿，别难过，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既沮丧又困惑，终于他开口说：“这声音困挠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点。”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对我说：“我开一些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给你。”他语气中带着权威，他的权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说：“我给你开维思通（Risperdal），这种药能稳定大脑听觉中枢。”我问：“这表示我精神有问题吗？”他说：“我认为你有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我早料到他会这样说。维思通是抗精神障碍的处方药，除非医生诊断病人有精神障碍，否则不能开这种药。事实摆在眼前，药物左右诊断结果，而非根据诊断结果决定用药。
在罗森汉的年代，医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异常，而现在则是看有哪些药物可用来做诊断。罗森汉认为：诊断结果与个人实际情形无关。不管当年或现代，这个观点仍禁得起考验。“我看起来像是精神异常吗？”我问。他注视我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有一点。”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说：“你在开玩笑！”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很消沉沮丧，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我也会开点抗抑郁剂给你。”
我跟着说：“我看起来很抑郁吗？”这下我真的担心了。对我来说，抑郁比幻觉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过抑郁症，谁知道我会不会复发呢？也许我还不自觉，但他已经发现了。也许这项实验让我感到抑郁，甚至精神异常。也许我选择这个实验，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想寻求帮助。突然间，世界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写下处方。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我离开医院，竟然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