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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用完，中信只能向财政部申请，预支5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申请报告写完，盖公章才有效，但当时公司还未注册成立，自然没有公章。事情因此陷入“死胡同”——无公章办不了公事，申请不下经费，遑论注册公司。关键时刻，荣毅仁身上商人见机行事的本领起了作用，“从中国银行借出盖有天安门图章的文件来复印，刻好图章，才拿到开办费”。
第二笔钱用完之后，财政部的资金仍未到账。荣毅仁便找夫人商量，从自家账户拿1000万人民币出来。杨鉴清心里嘀咕，“这不应该是国家掏钱的事吗，怎么要从家里拿”，但还是照荣毅仁的意思办了。中信账上总算有了第一笔流动资金。后来，荣毅仁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交涉，财政部拨付2000万元人民币，这样，账上总共有了3000万元，可以开张了。
然而，在与银行交涉时又遇到麻烦。按当时利率，2000万元一年利息有30万元，但银行认为，这2000万元是国家财政出资，不应再从银行获息，按照以往惯例，应作无息账户处理。中信内部对此有两种意见： 一种赞同银行做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就事论事，既然公司章程规定，独立核算、自负亏盈，获取存款利息完全是正当合理的要求，银行无权力作无息处理。
两派争执不下，上报到荣毅仁处，荣毅仁指着后一方案说：“按照经济规律办，我同意。”
接着又遇见一道难题。中信急需一笔美元，但当时外汇管制极为严格，不在计划之列的机构根本无从获得。中信彼时还未获得外汇额度，多方争取，最终通过财政部以高出国家计划的价格购入200万美元。 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为1∶1。54，财政部同意中信以1∶1。80的比价兑换200万美元。
这件小事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外汇管制的松动。果然，第二年10月，国务院制定《关于外汇额调剂工作暂行办法》，开始外汇调剂试点。而在中信财务部负责人闵一民看来： “调剂外汇实在是件新鲜事，也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
尽管创业不易、资金匮乏，但宏观趋势一直向着积极方向发展。对中信来说，此即是好事。
第六章 发扬光大
引言
1979年10月4日是荣毅仁人生中的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这一天，中信公司成立了。
63岁的荣毅仁终于重新踏上熟悉的商业领地，没有人比他更适合领导这家新公司，它是那样年轻，以至于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开始。荣毅仁无法容忍低效，一面谋划融资租赁，一面调研房产市场，同时还在寻找外汇，筹建合资公司，这许多事情并行不悖，才有随后的百花齐放。
中信租飞机、租汽车，在北京弄出很大动静，但真正一炮打响的要算仪征化纤。中信在日本发行债券换取日元，用于项目建设，使濒临下马的工程再度开工，并迅速竣工，利润足以抵消债券利息。
荣毅仁“以小博大”，用市场规律撬动生产资料，被誉为“仪征模式”，而他只说“资本回来了”。试水房地产也取得成功，不仅为自己找到容身之处，同时开创了国内写字楼市场的先河。
到1987年时，中信已经发展为综合性企业集团，囊括银行、咨询、法律、租赁、地产等业务内容，与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并在香港、美国等地开办分支机构，开始显山露水，自成一统。
中信成立
荣毅仁筹备信托公司的消息不胫而走，随着中信成立的日子迫近，关于公司业务的疑问渐渐增多。
和平宾馆的临时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慕名前来洽谈生意、打听消息的人。信托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尚属新鲜事物，人们对之报以极大的好奇。至于具体功能，无人知晓，有人甚至把中信公司想象成一家当铺，劈头就问“是否可以当自行车、手表”，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
尽管如此，荣毅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三点： 有客必见、有信必复、有问必答。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发生在这年秋天。来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演员赵丹、张瑞芳等人的食宿被安排到和平宾馆，经常与中信筹备组在同桌用餐。那时中信即将正式成立，牌子都已挂出来了，看到“信托”二字，赵丹大惑不解，同桌中信工作人员几经解释，才恍然大悟。然后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家外国著名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界合作，中信公司能否为此担任红娘角色？
赵丹此言通俗幽默，鲜明地点出了中信公司的桥梁作用，引得中信筹备组会心微笑。
与此同时，中信开始引起外国公司的注意。荣毅仁每天必须分担出一部分时间，接待上门访问的外国企业。荣毅仁非常清楚外国人的心理，几乎每次会见外宾，他总要说：“欢迎来中国投资，别的不敢说，但是我可以保证，外国厂商和中信合作在中国投资，赚的利润一定可以汇回去。”
这些话的确打消了部分外国企业的顾虑。从坦诚交谈中，美国卡姆斯基联合公司总经理弗吉尼亚？卡姆斯基看到“中信公司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他说：“你谈投资收益时，他们懂得是什么意思。”美国银行中国区负责人理查德？旺亦有同感，不吝夸奖：“中信公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管理最好的公司。公司人员训练有素，比较豁达，较少官僚主义，他们懂得国际商业习惯。”
条件日益成熟，随着国庆节的临近，人们开始翘首企盼，呼唤中信公司“掀起盖头来”。
1979年10月4日，国庆日的盛大气氛还未消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来自内地、港澳的董事们济济一堂，身着深色中山装、头发灰白的荣毅仁在台湾厅门口迎接来宾。邓小平由于要到京西宾馆参加第一书记座谈会未能亲临，谷牧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莅临。
上午10点整，第一届董事会开幕。荣毅仁首先致辞，向董事会汇报筹备情况及今后工作方向和计划。董事们随后各抒己见，马万祺说：“中国企业还不能与外商直接谈判，中信公司成立后，可为他们穿针引线。”胡子婴马上接过话头说：“我们办企业要树个榜样，不搞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弄得气息奄奄。我们要有决断，有气魄，树个不是官僚主义的模范。”
这次会上公布了国务院批准的中信董事会人选： 董事会共有成员44人，荣毅仁、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王兼士5人为常务董事，荣毅仁任董事长，雷任民为副董事长。此外，公司总经理由荣毅仁担任，雷任民、吴志超、陈树梓任副总经理。随后宣布的公司章程中明确点明中信的性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是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业务机构。
最后，谷牧作了长时间的总结性发言，赢得阵阵掌声。与此同时，邓小平在8千米外的京西宾馆会议室，对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一书记表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现在研究财经问题，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
当天晚些时候，新华社发布消息称： 北京十月四日电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正式成立，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了第一次董事会议……
引入融资租赁模式
1979年中信成立不久，荣毅仁即飞赴美国，拜访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的金融机构，寻找合作伙伴。
在旧金山美国银行总部的一次午餐会上，荣毅仁听到一个新鲜词汇“飞机租赁”，对此表示不解，经过美国人解释，得知“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多企业的大型设备，包括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是从银行开办的租赁公司租赁得来的。这对企业与金融业是两利的。等到飞机飞行了20多年，航空公司在付清了租赁费后，可以象征性的价格获得飞机产权，然后把旧飞机售出赚些钱或再租新机”。
听完介绍，荣毅仁对融资租赁融资租赁是集融资和融物、贸易和技术更新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租赁物可根据约定归出租人或承租人所有。兴趣大增，开始计划在中信设立相关部门开展类似业务。
这年年末，荣毅仁率队出访日本，发现融资租赁业在日本异常盛行，他再次燃起热情。融资租赁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从加州食品加工厂经理的偶然发明1952年，加州一家小型食品加工厂财务窘迫，无力更新设备，在市场竞争中落于下风。经理亨利？斯克菲尔德与经纪人达成协议，以每月125美元的价格租赁设备，很快摆脱了困境。亨利从中大受启发，成立了一家租赁公司，根据客户购买设备，再租赁给客户使用。这家公司的出现被认为现代融资租赁业的诞生。，发展为一个新兴行业，并从美洲大陆迅速蔓延至西方各国。1963年，日本国际租赁株式会社成立，一年后东方租赁公司和东京租赁公司相继成立，融资租赁业快速发展起来。到1979年时大银行、大商社纷纷成立租赁公司，盘活大量剩余资本，租赁业年均增长率高达30％～50％，成为日本经济的一道风景。
目睹日本融资租赁的发展势头，荣毅仁不禁联想到国内的落后状况。一方面，企业设备严重老化，甚至仍在使用洋务运动时期引进的西方机器，生产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困难，四处用钱，根本无暇顾及企业，企业无钱，更新设备从何谈起？根本原因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通，如此便陷入“恶性循环”——企业无力进步，财政持续困难。
荣毅仁考虑引入融资租赁模式，由中信出面引入海外设备并进行租赁，解决国内企业技术革新资金短缺的难题，同时盘活国外机器设备存量市场。他将这个想法与日本东方租赁公司高层协商，并谈及建立现代租赁公司的可能。巧合的是，该公司正欲在中国内地寻找合作伙伴。
1979年11月的一天，中信公司接待了一位名叫神田隆文的日本人，他自称日本东方租赁公司香港负责人，此番前来为开拓业务，前后考察了杭州、上海两地，但收获不大，因此找到中信公司，希望建立合作关系。看到中信员工茫然的表情，神田隆文自觉希望渺茫，启程返港。
恰在此时，荣毅仁从日本回来，谈及此行所见所闻，不禁有感而发：中信公司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肩负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任务，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租赁事业的发展道路。
回港不久，满腹失望的神田隆文收到一封来自中信公司的信件，打开一看，居然是访问邀请。
1979年年底，日本东方租赁公司社长乾恒雄带队访问中信，双方决定在北京组建一家合资租赁公司。半年后，中国东方租赁公司筹建处在北京陶然亭公园正式成立，神田隆文作为日方代表参与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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