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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下旬的东北，已经大雪盖地，滴水成冰。西北风呼呼地吹着，我冷得直打颤，一下子清醒过来。
看着那拉我的人迎风而站，纹丝不动，我忐忑不安地问：“什么事？”
“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这是邵子昂的口气，语调有些沉重和紧张。
“你说吧。”我着急了，外面天太冷，我都要被冻坏了。
邵子昂仍然放慢语速地说：“你听了一定不相信的。”
看到邵子昂一句一顿的样子，我有点生气，催他快说。
他告诉我：“林彪出了问题，一个多月前，他摔死在外蒙了。”
“谁？”我的心“啪”地一惊，“那不是党章法定的接班人吗？”
邵子昂说：“目前我就了解这些，其它的还不清楚。”
我问：“是黑河这两天干部会上的内容？”
邵子昂不吱声。
怪不得最近边境战备局势紧张，军训军演这么频繁，原来是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已经一个多月了后我们才知道。
现在想起来，那天苏联军舰停在主航道上，用大喇叭喊叫的准是这个事。只不过我们不懂俄语，没听懂啥意思罢了。
我抬头看着满天星斗，只觉得银河像不可捉摸的白带一样，飘在空中。
我忘了冷。
72、逆飞大雁 ＇本章字数：15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4 15：39：34。0＇
黄豆撅完了，新知青开始陆续回上海探亲。
这两天无论是碰到老乡还是知青，开口就问：你回不回上海？
沥沥拉拉地走了几个后，明天要集中走15个。
夜里8点半了，知青点食堂又热闹了起来。
留下过冬的知青和明天要回上海探亲的知青，在这儿开一个座谈会。
饭桌拼在一起，铁炉燃起火苗，灯光此时在火光下，也显得逊色了许多。
大家那止不住的笑脸，被映得忽亮忽亮。
新知青毫无拘束地谈自己要回上海的心情。毕竟是下乡两年第一次要回上海，回父母兄弟姐妹身边，他们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
王雄涛等老知青则关心地问大家都准备带什么土特产？
他们去年回去探过亲，知道上海人喜欢东北的黑木耳、黄豆、豆油、黑白瓜籽、芸豆……
邵子昂也是属于留下的，他在今年夏天时跟父亲一起回过上海了。他谈了冬天食堂伙食的安排，让回上海的知青带点好吃的，早点回来。
我也打算今年要回上海探亲，因为还要带工打场，只得晚点走。
大家让我谈谈回上海后的打算，我说在上海举行几次集体活动吧，包括对留守边境的知青家庭访问。
看着大家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每年这时候都会这样吗？还是一年比一年冷清，慢慢地平静下去。
想到此，心中不由一阵悲凉：不会每年都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将永远离开这里，像施卫疆、陈新凯；留下的也不再会隔一年回一次上海，就像生产队里当年闯关东、抓劳工、支边而扎根在此的老乡，他们已经不会再回自己关内家乡去探亲了。
再好的风筝，也有断线的那一天。
刚送走一批回上海探亲的，又迎来一位从上海回生产队的。
陈国明，在上海待了一年左右，又回到了冰雪封天的爱辉古城。
他回队才两天，生产队就公布了两份名单，一份是留在生产队打场的，一份是上水库的。
国明在上水库的名单里。
晚上，我到他宿舍里，把今年发的布票给他。
坐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怎么在冬天回来？”
国明说：“在上海待的时间太长了。”
我问他：“学校为什么不让你恢复70届身份，重新参加70届的分配？”
他说：“争取了很长时间，教育局说已经走了就不可能再重回学校读书；公安局也不讲什么道理，一口咬定迁出去的户口不能再迁回来。”
我说：“看来，上海的态度很明确，能出去一个是一个，要想再回去没门！”
我想起当初动员我们下乡时，他们满脸是笑地讲着革命大道理，甚至能把70届以及更小的才十四五岁的小孩都忽悠得迁了户口；等这些人有困难要后悔，想恢复原先属于自己的正常的身份时，却根本没人理睬也不讲道理了。
真是脸如棺材心如冰铁呀！
如果说“青春无悔”是指68、69这两届命中注定要“一片红”，悔了也白悔，还不如装逼不悔；那么对当年那些还不到16岁，只能当少先队员的小孩来说，在经受了上海拒绝重新考虑的嘴脸后，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我只能劝他想开一些，历史，是我们不能选择的。
就如逆飞的大雁一样，在大冷的冬天，过了两天，又有两名女知青从上海回到了生产队。她们在上海都待了一年。
晚饭后，我去看看她们，唠了一会儿家常，想问问“林彪搞政变”的事，可她们也不清楚。
但她们出发前去了我家，给我捎带了一些东西：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和一些糖果。
去县城开会的干部回来了，大家着急地问他们什么时候传达会议精神？
老孙告诉我们，有关精神传达，会有专门的安排，让大家不要急。
女知青秦燕假装不高兴地说：“你们还保密呀，算了，我们不听了。”
老孙逗趣地说：“我怕讲话呀，一让我讲话，我就吓得用衣服包住脑瓜。”
大家笑开了。
秦燕就是这样一个人，下乡后，没看到她在会上讲过一句话。有一次点名让她发言，她干脆就把搭在手臂上的衣服往脑袋上一盖，不睬任何人了。
几天后，省里派宣传队来，传达了中央的七个文件，给林彪定性为：“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卖国贼”。其中一段关于暗杀毛主席的计划和最后出逃的过程，跌宕起伏，听得我们都目瞪口呆。
党内斗争的方式好像还从来没有如此激烈，如同上演侦探大片。
73、娘们巴掌 ＇本章字数：1087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5 13：53：55。0＇
打场开始了。
今年是我下乡第二年，从春耕稻地拉水耙到夏天铲地、收小麦，还有秋天割水稻、打场，我俨然成了一个带工干农活的庄稼把式了。
早晨，我还在睡觉，王雄涛进来了，喉咙响得就像摔破的大缸一样。
我惊醒了，眯着眼听他嚷了半天，才知道他被队里三线妇女连玉花打了两个耳光。
事情是这样的：
王雄涛跟我一样是打场带班的人，我带夜班，他带白班。
他分配连玉花去管风车，这娘们不愿意。王雄涛非要她去，连玉花没办法只好去了，但心里不高兴。
王雄涛派完活自己进屋休息了，没想到心怀不满的连玉花盯在后面，冲他大声嚷嚷：“你这带工的，怎么睡觉啦？”王雄涛觉得被这娘们缠上了，嗓门也大了起来。
当然，吵架中间，王雄涛还带了一点口头语。这娘们厉害，竟然扬起手就甩了王雄涛两个嘴巴。
王涛雄在我这儿委屈地诉了一会儿苦就走了。
副队长老吴正好来大队开会，见我就说：“那么个年轻小伙子，不该去和那些婆娘打架呀！”
我对老吴说：“王雄涛不会要打架的，要想打的话，他会让人搧两个嘴巴子？我不信。”
中午，王雄涛哭着进来了，抱怨自己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是队长也不支持，他想撂挑子不干了。
第二天，副队长老吴拦住我，说和我商量个事，要我换一换，让我去王雄涛那个组带班。
我说：“我怕她们，不知道啥时候我被搧个大嘴巴子，又被说成是和老娘们打架，受不了。”
王队长一听，同情地说：“那倒是，以后难带班呀，不换带班的，换组员。”
我说：“对我来说，那不是一样吗？”
最后两个队长决定，干脆不换人，该批评的批评，该说的说。
结果，连玉花挨了一顿批评。
王雄涛心中这才顺了点。
打场20多天，今年粮食全部进库了。
在征购粮上也捷报传来：我们大队从排名第八，上升到第二！
水稻今年大丰收，老乡在打场时就把那句话一直挂在了嘴边：“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呀！”
打场的最后一个夜班快结束了，东方出现了鱼肚白，高高的边防岗楼，在晨曦中那样清晰，就像黑白分明的剪影。
细听，江边传来冰块奔腾的撞击声。
近瞧，场院里一垛垛粮草上人声鼎沸。
在机器的轰鸣和烟尘中，社员挥动铁叉，做好最后的收场劳动。
粮库前，车马川流不息，连马儿也长嘶凑着热闹。
打场结束，肖明约我一起回上海探亲。
他动作很快，早把被子什么都洗了，就等我打理行装了。
我觉得临走前事情特别多，除了洗衣被外，工具行李要寄放在老乡家，向生产队借路费，到大队开准假单，然后拿了准假单到公社去开边境通行证，再擦一遍机枪，把机枪托给弹药手，上老乡家告别，在场院里同杜义田也打了个招呼，他是夜班马绳的技术员，和我合作得还不错，知青点也开了会交接手头工作。
11月底，队里正好有去霍尔沁搞副业的马车路过黑河，我和肖明就搭马车开始了回沪探亲之路。
74、回家的路 ＇本章字数：16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6 08：37：51。0＇
不知道世界上其它国家是否也是这样？
一到春节，就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回家，一过春节，又有千千万万的人挤上火车返回工作的地方。
就像非洲野牛每年季节性的大迁徙，直搅得大地风烟四起阵阵轰响。
边境插队知青回上海探亲的路是五花八门的，大家会选择一些新的路线，借机了解祖国的不同地方。
有的知青走北安线：黑河――北安――哈尔滨――上海。有的知青走嫩江线：黑河――嫩江――哈尔滨――上海。
北安线略长，长途汽车约开八个多小时。
嫩江线略短，长途汽车约开六个多小时，但一路上弯道很多。当地人说，去嫩江有九九十八弯。不过从来没人能数清过。
这两线当中也会有些小变化，比如不走北安而走龙镇或德都（现在叫五大连池）。
但两个边境检查站是躲不过去的，北安线是在辰清；嫩江线是在大岭。
经过检查站时，不仅要检查边境居民证，还要检查临时开的边境通行证。经常有知青被拦在这两个检查站里，不得不返回去取证件。
出嫩江和北安，就上了火车，但下面除了去哈尔滨，还有另两种走法：
一是走嫩江时，在齐齐哈尔下。齐齐哈尔有去沈阳或天津的火车，那儿回上海的车票好买。
二是走北安时，在绥化下。绥化有直通大连的火车，可以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我和肖明第一次回家探亲，走的是嫩江――哈尔滨――上海这条线。
11月27日一早，从黑河到了嫩江，马上去火车站买票，遇到四个其它地方插队的上海女知青，其中还有一个病人，带着好多行李。她们在火车站一筹莫展，请我和肖明帮忙，我们帮她们买票搬行李，一起上了火车。
11月28日，到哈尔滨转车时，只买到了两张坐票、四张站票。
当然，那两张座位票给了同行的女知青，我和肖明只好站在火车上，整整一夜。车厢里挤得连转身都困难，上厕所要用手撑着椅背跳跃前进，实在没地方插脚就踩在别人的肩上腿上，也没人跟你计较。
肖民实在顶不住了，就爬上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