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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民实在顶不住了，就爬上行李架躺着，他怕掉下来就用绳子捆上自己；我则钻进座位底下，在别人的屁股和臭脚下蒙头大睡。
凌晨快到天津时，我们找到一只箱子，两人背靠背坐了下来，这时才感到嘴干口渴。
一路上最困难的就是没有水，不能洗脸不能刷牙。只能在火车停靠大站时，飞奔找水。我们看到有知青为找水而被丢在了车站。
11月29日，过了天津站，我和肖明终于找到座位。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望着远处缓缓移动的黄河、泰山。离上海越来越近，心里也翻腾得越来越厉害。
11月30日，早晨，窗外已有绿色，我们从雪白的兴安岭，穿过了黄土的山东河北，又来到了绿色的江南。
从黑龙江到上海，路途遥远，还可以看到各地知青回家的不同风格。
一般从黑龙江回家探亲的知青都是两只装满瓜子木耳豆油的大旅行袋，用毛巾把拎手一扎，往肩上一扛上火车的；经过蚌埠以后，就可以看到许多挑着担子拎着活鸡的知青挤上来，鸡鸭的屎味和叫声一直要跟随我们到达上海。
九点多钟，火车到上海。我和肖明经历了五天的长途跋涉，拖着浮肿的两条腿走出了火车站。
肖明要我先陪他回家看看，因为他不知道父母是否在家，如果不在，他就先上我家去。好在我们都住得不远。
肖明的父亲在家。简单吃了便饭后，肖民又说：“反正你也要先洗澡剃头的，不如我们一起去洗澡剃头后你再走。”
从肖明家出来，肖明对我说：“心里难受，想让你多陪陪我。”
我奇怪地问：“回上海探亲，有什么好难受的？”
肖明说：“父亲老了，头发掉了，牙齿掉了，人也瘦了，背也驼了。”
才两年不到呀，他父亲的变化就这么快？
肖明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
从浴室出来，我回到了家。
发觉家里的变化也很大。还是那些房间，但好像都小了，一是因为增添了一些家具，二是因为弟妹们明显长高；晚上等母亲回来，发觉她倒没什么变化。第三天，父亲也从五七干校回来了，发觉他也没什么变化。父母亲都人没老发没掉不瘦不驼，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在黑龙江没记得做过梦，可回上海的头几天里，只要一睡下，就老做一个梦：有规律的车轮声，轰隆隆地响着。梦中的我，不再在车厢里，而是趴附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车轮上，就要掉下来。
真不知道那轰隆隆的车轮声伴随着我，还要过多少年！
75、虱子展览 ＇本章字数：153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7 09：58：02。0＇
火车上四天四夜，没好好睡过觉，第一个上海的早晨，我赖床了。
天已经大亮，懒懒地睁开眼，看到弟妹们在小房间里把头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看不到，便竖起耳朵听。
父亲也挤在他们中间，向他们说：“看，它们有的白，有的黑，这黑的就是吸了血的。”
弟妹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父亲又说：“它们长在衣服的缝隙里，要用开水泡才能消灭。”
我知道了，他们正在看我从几千里外带回来的虱子。
昨天，去浴室洗澡后，脏衣服拿回来洗了。但今天早上母亲发现了上面有虱子，又重新把这些衣服用开水泡烫一遍。
父亲就从我的衣服上捉了一些虱子，包在纸里，拿进屋给弟妹们看，让他们见识见识。
弟妹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个个睁大了眼睛。
我偷偷地笑了，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父亲熟悉虱子，说明他在战争年代也一定有过虱子。
俗话说：“穷生虱子富生疮”，也有说：“脏生虱子懒生疮”。那个年代，农村既穷又脏，好像没有人不生虱子的。
估计第一只虱子是老乡传给我们的。
劳作之余，有的老乡会在地营子里倚墙而坐，脱下外衣，捻来虱子，将两只大拇指的指甲对摁，“哔”的一声，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皮和血。
和老乡挤在一辆马车上去出工，也经常可以看见身边老乡的脖子里爬着一只虱子。风一吹，那虱子随时都会掉到你的衣服上。
我们上海知青算得要干净的了，下乡第一个春夏，没有虱子。到了冬天，却不得不和虱子结下了缘。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每天劳动大汗淋漓回来，顶多也就是脱光了衣服用水擦一遍身，汗水浸透的衣服也做不到天天换洗，这就容易招来虱子。
要想洗个澡是极不方便的。下乡第一个春节前，我洗过一回，在生产队烧猪食的铁锅里。只有这个铁锅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可以坐得下人。我先把铁锅洗干净，放上水，垫上砖，等水烧热了，脱光了坐在砖上洗澡。
只要有一个知青从老乡那儿传来了虱子，那个虱子就会一往无前，传播到每个知青身上，因为知青住的是大通炕。
我与虱子结缘时，一开始还有点痒，后来也不觉得了。真所谓“虱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
冬天我是不敢穿毛衣的，因为过不了多久，毛衣的每一个缝隙里都会藏着虱子！看得我自己都头皮发麻。
不过，我们传的都是体虱，不像邵子昂，还得过头虱，害得男知青一律剃了光头，恐怕被传上。
女作家张爱玲17岁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
让我用张爱玲的这句话反过来调侃一下自己吧：“爬满了虱子的衣袍，包裹着依然可以是华美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我很庆幸，我的弟妹们不知虱子为何物，他们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有被虱子骚扰、叮咬之苦的记忆。
回上海已经十天了，每天都挺晚睡觉，也许今天睡早了一点，不像平时那样头一粘枕头就梦见火车轰鸣的车轮声。
窗外传来阵阵大轮船的鸣叫声，它们在黄浦江里夜航。
我眼睛闭着，心里醒着。大街上汽车来住的喧闹早已消失，偶尔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声，这铃声清脆地敲打着满天星斗；铃声停下，能听到家里闹钟的滴嗒声，让人感觉到夜的寂静。
这些天做了些什么呢？
去留守知青的家走访，与回沪探亲知青相聚高淡阔论，然后相约逛南京路、豫园、外滩，去西郊公园拍照。
今天，我和云龙去上海图书馆，用我们的边境居民证借来书，在安静的阅览大厅里坐了半天，然后去下面的人民公园里散步，觉得很有意思。
回来时路过学校，进去看了一下，呒啥变化。
工宣队还没撤，几位师傅很会客套应酬。当年送我们一路去下乡的丁师傅也还在，他正在下象棋，却一个劲地向我们解释没给我们回信是因为工作忙。
我手指棋盘问：“难道这个时间不能利用来给知青写封信吗？”
他连忙应酬：“嘿嘿，这宝贵意见，接受，接受！”
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把学生送下乡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又一批快要毕业的学生再送下乡，如此而已。
我不想苛求他们一直把我们挂在心头，只是不习惯他们虚假应酬的那一套。
76、两封来信 ＇本章字数：130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08 08：27：43。0＇
年底，接到爱辉两封信。
一封是王雄涛写的，去了信头的寒喧和信尾的客套，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两件事。
第一件：“年底评工分时，你被评了一等工。”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下乡第一年，我被评的是二等工，在知青中，这已经算是最高了。第二年，就被评上了一等工，成了生产队最强劳力之一。
信中说：“老乡在评工分时，一致认为：今年没有知青，就吃不上大米。他们是生产队的主要功臣！”
另外一件事是：我和邵子昂，被选进了队委会。
我感谢老乡对我的评价和肯定，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一边打开了另一封信。
信是邵子昂写来的，抬头上写了很多人的名字，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
内容也很复杂，但主要说是和我谈心：“我感到你在后一阶段热衷于搞自己的‘外交攻势’，以此来争取自己的威信，而尽量避免矛盾，这里包含着私心，如果不去掉是很危险的。你们在上海要总结的话，请把这一条总结进去。”
在信的空白头上，还写着一句话：“请在学习小组会上读我的信。”
我终于明白，之所以信的抬头写了这么一大串的名字，而且又特别提醒“读我的信”，邵子昂是要把和我谈心的内容向大家公开。
我对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感到很吃惊。
自下半年以来，针对知青已经成为生产队的劳动主力，我多次在知青骨干会上提出“走出知青点，重新认识农民，重新认识当地青年，重新营造生产队氛围。”
我提醒知青，要想挑起更重的担子，就不能局限在知青点的小圈子里。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将此看作是“外交攻势”，是技巧手段，如果我们纠缠在各自心理习惯和各自的见解上，这个团队就很难拧成一股绳，造成相互的扯皮而难成大事。
另外，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得到了老乡的好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她是好多知青在春耕夏锄秋收的生产一线上冲锋在前干出来的。年底评工分时，老乡们就异口同声说：“今年能吃上大米，可别忘了是知青的功劳”，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知青应该为此值得高兴。
我把这些想法写在信上，信是写给邵子昂一个人的。我对邵子昂说：“请不要把自己的战友当作那种卑鄙的人，抛掉小市民那一套心理习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最后，我告诉他：“我写的信，可以给王雄涛看，也可以给昊宇看，如果你认为可能的话，也可以将此信公开，这些都由你自己决定。”
我在回沪探亲的知青学习小组里读了邵子昂的这封信。
读完后，我不作任何评价，也不谈自己任何观点，只是希望大家能作独立思考。
一阵沉默之后，大家普遍认为，知青班子里两个主要负责人之间有不同看法，应该回黑龙江去当面沟通解决，用不着采取读信的办法让大家来当裁判。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上海了，带来了一份生产队年底对知青评分的结果，我去老邵家抄了一份。
老邵对我说：“评分时，老乡和留下来的知青对你表扬很多。”
我说：“那我更要夹着尾巴做人了，因为这也许会有负面作用。”
老邵纳闷：“你想得太多了。”
我说：“不是我想的，是已经产生了。”我干脆把邵子昂那封信的内容和他要求读信的做法讲给老邵听了。
老邵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子昂是有一些缺点，不注意策略，但人还是直率的。我要写信问问他，为什么要把私人间交流的信读给大家听。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是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
我想，我也不便于多说什么，点到即止。
77、暗传诗歌 ＇本章字数：138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310 00：08：31。0＇
收到邵子昂第二封信的当天，我在去往奉贤五七干校的路上。
我回上海探亲后，父亲只回家过一次，又匆匆回到了五七干校。
我知道父亲很想能有多一些日子和我在一起，于是决定去去父亲那儿待一段时间。
邵子昂的第二封信没有对前一封信作出任何解释，也不再提类似的问题。但讲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