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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插队手记-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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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去造飞机!”阿毛一直喜欢玩航模,他有他的理想。

我趴在屋顶的水泥楞上,看到阿毛的身子嵌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四周闪烁着灿烂的星光,就好像我们已经在神秘的夜空中飞行一样。

夜深了,我们从屋顶撤退。阿毛对我说:“爸爸说,我们这一代儿童将来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一定的!”说完,他嘴角上浮现幸福的微笑。

小学毕业时,没过上共产主义生活,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阿毛和我的父母都被打倒隔离。我因为要看好四个弟妹,整天呆在家里买菜做饭,哪里也不去。但阿毛父母被隔离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到处流浪。

再后来,我去黑龙江插队,听说阿毛去了黑龙江兵团,从此俩人一北一南再无消息。

自从那晚与“阿毛”远远地打了一个照面后,一连几天,我去晓晗家路过那个剧场,都会四下张望,希望能再看到阿毛。

我想对他说:“我们儿时的理想都泡汤了,我没当上飞行员,你也没去造什么飞机,尽管我们这一辈子也不会生活在共产主义,但不要灰心,不要冷漠,我们都还只有20多岁,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可以学着做一些事,起码,去做一个正直的人。”

可惜,直到要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也没见到“阿毛”。

这次回生产队,我和晓晗约了好多知青一起走。在火车站,我看到了与晓晗一个弄堂里的“小老虎”,也是我的同学。

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

“小老虎”见面就对我哈哈大笑:“还记得吧,七年前你要去黑龙江插队,我请你关照一下晓晗,没想到你们现在谈朋友了!介绍人要吃十八只蹄胖的,你没给我,我来寻你要了。”

原来,他这次回沪探亲听说我和晓晗谈朋友,一直想见我一面,听说我们今天就要回黑龙江,没捞上见我一面的他,就干脆到火车站来送我了。

我问他:“你是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吧,有个阿毛你认识吗?”

“小老虎”一听“阿毛”的名字,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本来关系很好,可是……”他瞅了瞅边上的人,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知道吗?”

见我摇头,“小老虎”说:“火车快开了,没时间跟你细说。反正,阿毛被人家带坏了,生活得实在太无聊。事情被发现后,把他们关进了团部的禁闭室。这家伙嘴最硬,吃了很多苦,人都被打得不能动了。这两年他一直在上海治病,搞病退。”

火车启动了,那有规律的车轮声照旧又轰隆轰隆地响起来。

我坐在那里一直想着阿毛的事,直到火车过了蚌埠,我才觉得有点困了。

我进入了梦乡。不知怎么搞的,梦中的我不是在车厢里,而是趴在最后一节车厢的踏板上,我一只手拉着踏板边的扶手,一只手拼命拽着阿毛――他那双会画画、会做航模的手。阿毛的身子在飞驰的火车后面飘荡起伏。

轰隆隆的车轮声变成了飞机的引擎声,我和阿毛在蓝天上飞翔……

  
 173、车厢对话 '本章字数:171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9 11:16:57。0'
我从迷迷糊糊中醒来,听到轰隆轰隆的车轮声还在继续,揉着眼睛问:“到哪里了?”

同行的知青都笑了:“快到泰山了。”

晓晗嗔道:“你真能睡,七八个小时,醒都不醒的。”

说实在话,临出发那几天,每天与父母长谈关于我谈恋爱的事,但进行得很不顺利,我真的没睡好。十分遗憾,这次想趁探亲的机会,让双方父母认可我们处朋友的事,结果却无功而返。

透过车窗,我抬头望远,在一片青山之中寻找那最高峰――泰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上海乘火车去哈尔滨,泰安是必经之地,每每当火车缓缓驶过泰安站,我都会想起杜甫这句诗。

看着车窗外那慢慢移动远去的山颠,我不知多少次同自己约定:总有一天,我要登上泰山。

几千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泰山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华夏历史文化的缩影。但对我来说,向往泰山那种“凌绝顶,众山小”的气势,是想从大自然里去体会另一种哲理:人的生命不过就是几十年,小如“众山”;而由生命散发出来的人性、爱情和思想却会代代相传,如同“泰山”。

火车过了哈尔滨,人少多了。

我们这次买的是火车临客票,这是每年春节前后为探亲知青的往返而特地增加的列车,从上海可以直达龙镇。这样,省去了在哈尔滨中途转车的麻烦。

哈尔滨下去了好多人,我们从四号车厢挪到五号车厢,那儿要暖和一些。

五号车厢里,有几个兵团知青正在聊天。听他们说话,像是老高中生,年龄要大我们四五岁,考虑的事情也比我们要多。

男A郁闷地说:“当初我们已经定了分在上海,学校想等到毛主席生日那天发通知的,谁知在毛主席生日前五天,毛主席发出了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我们就全下农村了。”

戴眼镜的男B说:“很多事情都是命,去年国务院来调查知青问题,原来想会有新的说法了,没想到调查结果刚出来,毛主席逝世了,谁还能给你个说法?”

圆脸女A安慰大家:“说法总会有的,我听说以后抽调要先照顾年纪大的了。”

女B叹气:“这能照顾几个啦?我们都已经二十**岁,很多人屏不牢,已经结婚了。”

女B顿了一顿又说:“一结婚还有什么希望?我就不结婚,屏下去。实在不行,等我阿爸姆妈死了,我也一起跟去算了!”说着说着,眼中闪现出泪花。

从车厢的另一个角落里,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抽泣。

整个车厢的气氛顿时凝固,沉浸在一片伤感之中。

戴眼镜的男B悄悄对另外几个聊天的知青说:“不谈了,影响别人了,睡觉。”说着把抱在胸前的棉袄往头上一蒙,不再说话。

从上海出发后的第四天清晨,火车到了终点站龙镇。

龙镇,地处小兴安岭山脉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距北安县约 60 公里。伪满时期,从北安到黑河就有一条小铁路经过龙镇,但抗战胜利后铁路被苏军拆毁,铁轨等物资都被苏联夺去。直到1962年,北安到龙镇的铁路段才进行了修复,平时也就是运行一些装了粮食和木材的货车。

知青下乡后,龙镇四周有大量的兵团农场和插队的知青,每年春节前后增开从上海直达龙镇的临客,这里就成了知青向北的火车终点,也成了知青继续乘坐汽车向更北去的出发点。

龙镇火车站是四等小站,十分简陋,一幢房子,一排木栅栏。

阳春三月,上海已经脱去了冬衣,可在龙镇这个北国小站的清晨,列车员打开车门,一阵寒风迎面而来,不大的站台掩盖在残雪之下,分不清哪里是站外哪里是站内。我先跳下火车,帮大家接下行李,然后一起向不远处的汽车站走去。

从龙镇到黑河,坐长途汽车还有230多公里,路上要五六个小时,但到黑河后,当天去爱辉的长途车没了,要第二天才能坐车行驶30公里回到知青点。

我们决定不去黑河,中途到西岗子下,从西岗子回爱辉只有18公里,让生产队派马车来接,这样当天就可以到了。

下午二点多,我们到了西岗子,在长途汽车站找了个熟人,打电话给大队。

那时只有大队部有台手摇电话,给大队部烧炕的老贾是我们队里的人,接电话后赶紧找老吴派人套车来接我们。

下午的太阳已经有些暖意,一冬的积雪在房顶上化了,在路上化了,湿漉漉的,已经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坐了三天火车和一天汽车,被狭小车厢束缚得浑身难受。我对大家说:“你们看着行李在这里等,我先溜达着往回走,反正西岗子到爱辉就一条路,到时候你们能看到我的。”

晓晗说:“我也不想坐在这里干等,陪你一起走吧。”

我们俩一身轻装,走在乡间的路上,甩开手脚,享受着阳光的灿烂,呼吸着大地的清新。

  
 174、腐乳馒头 '本章字数:1874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20 10:28:00。0'
黑龙江,春水拱裂了冰盖,水涨起来,托着破碎的冰排,漫上我们曾打开过的沙滩,沙滩下埋着水泥涵管。

北树林,布谷鸟一声又一声地叫得欢,岸上的水泵机也有劲地吼叫着,将江水从井里抽上了岸,白色的水柱喷射进水渠里。

水渠把流淌着的水,缓缓分流到筑起了稻埂的田地里。

1977年春,江边提水站引水成功,我们在北面沙土地上种了240亩水稻。

往年干旱的沙土地,此时盈满了水,就像一块一块彩色的玻璃,映着太阳、蓝天、白云、树林和拉水耙的人。

第一次在北面种水稻,感到比在西边种水稻舒服好多。

西边的黑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水稻地头尽是湿地,就连地营子里也湿乎乎的,中午休息时裹着湿透的棉袄,即便是在太阳底下,也冷得浑身打颤。

北面有江边沙滩,有北树林,又靠在公路旁,中午休息时,有的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有的去北树林里采蘑菇,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干脆骑车回家,吃一顿热乎饭再来干活也不迟。

晓晗和我坐在江边的大杨树下,她从兜里拿出一只馒头,掰开,再从一只瓶子里夹了一块上海带来的红腐乳,摊平在掰开的馒头里,合上,递给我。

生产队地远,我们一年有四分之三的中午都是在地头吃饭的,我从来都是干粮就着凉水,几分钟吃完,倒头便睡。自从和晓晗谈恋爱后,只要这天是在一起干活,她就会在中午的干粮里弄点小花头,让人感到女人的细心和讲究。

嚼着红腐乳夹心馒头,看着眼前刚刚淌完冰排的黑龙江,水面平静得如同身后那些刚撒完稻籽的田池,倒映着蓝天和白云,偶尔还有小块的冰,点缀在微蓝的江上,悠悠地漂过。

晓晗问我:“最近给家里写信了吗?”

我说:“写了。”

“父母有没有谈到我们俩的事?”她又问。

“没有,我也没在信上提这事。”我告诉她。

“难道就一直这么下去?”她一边说着,一边帮自己也弄了个夹心馒头。

我吃着馒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慢慢来吧,或许时间长了,父母会认可我们的。”

晓晗看出我有点心烦,安慰我:“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不会怨你,怨只怨自己没这个命。”

我说:“别说什么命不命的,父母的意见要尊重,但天高皇帝远,我们在黑龙江,命运最后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晓晗不再吱声,见我吃完了,递给我水壶。那是她一次从马车上摔下来压瘪了,又用黄豆放进去泡胀的军用水壶,像个圆鼓鼓的手雷。

我看了笑着说:“这东西拿到上海去,上海人会以为是个新产品呢。”

晓晗也笑了:“瞎七搭八,上海人又不是戆大。”

我郑重其事地对晓晗说:“三年没回上海,我觉得自己成了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了。在老乡眼里我们不是农村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们又不是城里人。”

晓晗不以为然:“谁能分得出来?都是你自己想的。”

我说:“你记得吗?在‘大世界’边上那家饭店吃点心,我们俩人叫了四两小馄饨,四两烧卖。这点东西算什么,我在农村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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