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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钟新明、杨奇、丘敏三人的父亲原先都是总后的军官，三家都住在总后大院的一栋楼里，小时常在一起。后来，钟新明的父亲到了重庆，丘敏的父亲去了青海，只有杨奇的父亲留在了北京。尽管天各一方，但三人还是时常通信。及至成家立业。这样的联系依旧维持着。
这三个从小时候玩大的同伴混得都不错，经济也挺宽裕，丘敏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银行，后来到了保险公司，时间不长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交椅。钟新明大学毕业后分到重庆外事部门，干得不过瘾，又折腾着去了青年旅行社。杨奇到国外镀了几年金，回国后在一家外企工作。
多年来三个人见面不多，但联系紧密，三年前杨奇提出三个人每年都聚一次，大家一拍即合，由此开始轮流到青海、北京、重庆三地相聚。
丘敏漫无边际地谈着，文静用心地听着。但说来说去，总是很表面，看样子丘敏不想对此说得过多过细。
文静见这样谈下去终是一事无成，便直按问起丘敏这次来重庆的始末。丘敏说是接到杨奇的电话，约好过来为钟新明送葬的。
“请你们来，实际上是钟新明提出来的？”
“是他。”
“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据杨奇讲，是钟新明的秘书打电话向杨奇转告的。”
“但秘书没有给你打电话？”
“秘书说钟新明说出杨奇的名字就断气了。”
“你这是听杨奇说的，还是听秘书说的？”
“听杨奇说的。”
“钟新明的秘书叫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我还见过，叫柳倩。”
文静的第二步，是要调出钟新明与杨奇的事故报告看一看，然后再去出事的地方转一转，她是想尽可能地排除一切偶然性，假如偶然性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就凸显出来。
第二天早晨，文静起了个大早，驱车直奔江北机场。
江北机场候机大厅共有三个出入口，中间的那个，也是最宽敞的那个，一般都关闭，只留左右两边两个出入口。从习惯而言，乘飞机的大都从右边出入口进入，因为一系列的登机手续都是在大厅这一侧办理。左边一侧实际上是下飞机后的出口。
从材料上得知，那天钟新明是来乘机去北京的，那么，惯常的次序应该是送他的车子先停在右出入口，待他下车后，再开到正对中间大门的停车场，文静坐在车里，看见不少的旅客都是依照如此的顺序行事的。假如钟新明那天也是如此，那车祸发生的可能性等于零，下车跨出三四步的距离，他就可以进入候机大厅，离开车行范围。可是那天偏偏次序变了，送他的车子没有在右出入口处停下来，而是径直开到了停车场。他下车后，进入候机大厅，必须经过停车场与大厅之间宽约五米的车道，于是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全速冲了过来，碾死了钟新明。
单就这种停车先后次序而言，偶然性极大，可是若联系杨奇的死，和丘敏差一点儿死的事件，这种次序的改变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
要是钟新明自己开的车，偶然性要大得多，可是那天是别人开的车，是代办处的秘书柳倩，于是偶然性与有意性就差不多一样大了。可是如何排除次序的偶然性呢？
文静还没有见到柳情，不知道这种次序的改变，是钟新明的意思，还是柳倩的意思，或者纯粹出于下意识，两个人都没有在意怎么没有在右出入口处停车？
尽管没有见到柳倩，但文静可以猜到，即使向柳倩问起次序的事情，不管她怎么说，也无法判断是真还是假，因为钟新明已经死了。所以，只能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次序问题。
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显然是有意而为，撞击钟新明是事先预谋好了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刚才那个次序问题，似乎容易一些。预谋者计划在机场撞死钟新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事情做起来轻而易举。比如说知道钟新明乘坐航班的时间，钟新明出现在机场的时间，肇事车辆的准备，想必不难，因为钟新明的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可是有一个步骤，预谋人是如何计划的呢？假如钟新明停车次序没有改变，撞他的车子不可能闯进大厅吧？也许钟新明乘飞机时，停车的次序历来如此，可是历来如此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性，总会有些历来如此的做法，但历来如此并非一定如此，就这一点，文静不相信预谋者会忽略。预谋者不是那类得着机会就下手的运气主义者，而是精确计算者，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一定会设法让钟新明也按照他的计划表行事。对了，真可能是如此，次序是替钟新明安排好的，使得钟新明有一个被撞击的条件与机会。
柳倩有嫌疑？
文静默想了一下接受调查时柳倩对事件的描述。这时，车窗外有人晃动着什么，文静定神一看，是一面橘红色的小旗，她连忙摇下车窗，这才知道是停车场的守场人，收停车费来了。文静心里一动，下车交过费后。又拿出警官证请守场人看了一下，便问起前些天撞人的事。
守场人打量了一下文静，不太高兴地说：“又来了，没完没了的，我说记不住车牌号，怎么就不相信呢？”
文静一时不知话意为何，只好说：“请你再想想吧？”
“车子开得飞快，开车的人长什么样都看不清楚，别说车牌号了。”
“开车的人是男是女呀？”
“男的吧，看不清楚。”
柳倩不仅记住了车号，而且五位数字一个不差。不是文静多疑，而是有些不可思议。事情是在刹那间发生的，车子扬尘而去，且不说车牌做些伪装，诸如用物遮盖，就是不做伪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记住车牌号，实属不易，更不用说记得一字不差。
假如柳倩说没有记住车牌号，或者说只记住了其中几个数字，可信度要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柳倩坚持说记住了，而且后来证实确实如此，是偶然还是有意？若偶然，即使真的记住了，也许会说没有记住，减少可能因此而来的麻烦，若有意，即参与预谋，出于避嫌的本能，她也应该说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她而言有百利却无一害，可是为什么她说记住了，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守场人怕文静不相信，又对文静说：“警察同志，要不咱们现在瞧路过的车子，看看有几辆你能记住车牌号的？”
文静一听，这倒也是个办法，于是她饶有兴趣地和守场人一起试验着记车号。结果过往三辆车，能完全记住牌照号的只有一辆，而且也是走走停停的一辆。而出事时，车速快，天色暗，如果不是特意要去记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柳倩没有可能记全车号。没有记全，却说得出车号，意欲何为？可以说没有记住，却说记住了，打算求得什么样的结果？
记住车牌号的本身，能够协助警方尽快抓获肇事人，本意也当然是希望警方尽快破案。假如柳倩不是同谋，或者参与其中，这样的本意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文静要假设柳倩不是清白的，那么，柳倩这一做法就显得极不正常，一般而言，极不正常，一定有极不正常的用意，那么，柳倩的用意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就是柳倩指认的车子并不是真正肇事的车子，为了某种目的，柳倩采用偷梁换柱手法，企图达到尚不得知的目的。可是警方后来查验了丢弃的车子，从车体上的凹痕和沾在死者衣服上的纤维比对，确认是肇事车辆。
另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免除自身嫌疑。她可以让警方找到那辆偷来的桑塔纳，也有把握警方沿着这条线索查不到她的头上。剩下的就是停车次序的嫌疑，于是她利用心理上的常规，与警方做起了游戏，反其道而行之的游戏；没有记住车牌号，正常是正常，但嫌疑犹在，而记住了车牌号，而且记得一字不差，说明她是想协助警方，急于抓到肇事人的，假如她参与其中，她就不会这样做，她现在这样做了，就说明她没有参与其中。
又是柳倩的嫌疑。
“那个小姐命大，差一点儿就一起死了。”守场人自顾自地说。
文静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
守场人描述说，车开到停车场以后，是柳倩交的停车费，随后与钟新明并肩往候机大厅走，走了没几步，柳情又返身回来，正锁车门时，就出事了。
文静问：“停车场的车子都锁车门吗？”
守场人惊讶地看着文静，表情像是在说，这么简单还要问？
文静也觉得问得不对劲。文静道了谢，便返身往自己的车前走，当手握住门把手时，她突然像是被马蜂蜇了一般一激灵。随后，文静故意让自己的手停留在门把上，只是把头扭过去问守场人：
“你是说小姐回来锁车门时出的事？”
“对呀！”
“小姐的车子停在哪个位置呢？”
守场人想了想说：“就在你的车子那儿。”
文静笑了起来。
柳倩当时背对着种新明，她是听见撞击的声音才扭过头来看的，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假如她正面面对钟新明，记住车号是可能的话，那么，背对着就根本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记下完整的车牌号。
她想起丘敏说过，杨奇出事那天晚上，曾对丘敏说是有人约他出去，而约杨奇出去的人假如是柳倩，那就顺理成章了。约到石小路，用杀死钟新明的方法杀死杨奇，这太有可能了。
柳倩的嫌疑越来越大了。
但此时的文静，没有丝毫的兴奋，反倒涌出深深的忧虑。凭她的经验猜测，这时，虽然柳倩的嫌疑几近铁证如山，但要找到其人，可能是难上加难。
四
文静的忧虑被验证了。
柳倩失踪了。
得知钟新明出事后，凯瑟琳公司立即作出反应，停止一切业务，封存账目，等专人来重庆处理撤销代办处事宜，并指定财务负责人暂代钟新明职位。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柳倩没有来，谁也找不到她，不管用何种方式。
柳倩的失踪，证明她十有八九参与了谋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有许多疑点，多得让人相信嫌疑人非她莫属，可惜就是没有证据。
柳倩是不是主谋，目前难以认定，但至少她参与了谋划。
柳倩因其秘书工作的便利，得知钟新明具体的出行时间，然后充当谋划的实施人之一。从事件发生的情形推断，她的任务就是制造出钟新明被车撞击的条件，这对她而言，易如反掌。
柳倩作为秘书开车去接钟新明，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到了机场，她按事先的计划没有在候机大厅右出入口处停车，这同样是必需的，也同样是自然的。事后她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帮钟新明提行李，尽管没有什么行李可帮着提的，而这样的解释是不会有人提出怀疑的。接下来就是设法让钟新明独行到候机大厅，柳倩不会冒自己也被撞的风险。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伺机而动，它也许是跟在钟新明的车后面来的，也许是提前等候在机场，是哪一种并不关键，关键是一旦钟新明走上了停车场与候机大厅之间的车道，桑塔纳必须全速冲上去，火候要精确，稍早或稍晚，钟新明还没有走上车道，或者走近入口，车的冲击路线就会曲折，曲折就会影响速度，一则容易引起钟新明的警觉而闪避；二则撞击可能就不是致命的。事成后，肇事车疾驶而去，选择合适的地点把车丢弃。柳倩则用记车牌号的方式，诱使警方对她判断失误，其实她仅仅是求得一时的失误，寻求暂时的保全，她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