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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哂妹裰骺谔柵c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作」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卟呗浴梗怀浞掷靡磺泄_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作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3＇因此他們曾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4＇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盏貏訂T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需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25＇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佈置的，自然他們不可能獲準參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份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他們聯合起來，反對陳其昌為首的臨委及其支持者陳獨秀。他們從政治和組織上同時發起進攻，早在1933年12月，劉仁靜和史朝生曾為托派臨委起草關於「福建事變」的決議和意見，就認為軍閥內部有無戰爭是民眾邉訚q落的標誌，福建獨立是老蔣完結的開始，並認為如果在此時哂脟駮h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邉佑衷诘谌巫髢A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又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託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所以，他們又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邉印埂ⅰ阜磻鸫笸恕沟取�
於是，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面支援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面，把主要的興趣卻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1933年由於史太林指示德國共產黨支持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希特勒上台，托洛斯基宣佈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面，同時發起攻擊。
鑒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他1933年提出的九月綱領，就是為新綱領的誕生作參考的。所以，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看了這個草案後表示：
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邉拥拈_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
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如：「滬西區委的意見，頗有價值，應該值得注意，有許多地方很可以採迹摹！�
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邉拥目偪谔枒撌恰捍虻狗ㄎ魉沟俚墓と寺摵蠎鹁�』，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邉拥目偪谔枺瑧撌恰捍虻箛顸h，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只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
對於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所以「草案」洠в刑峒啊ｊ惇毿阏J為「草案」不應忽略：「在洠в懈锩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佈憲法，這些現象，是敚г谖覀兠媲暗闹匾獑栴｝。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
陳獨秀的最後意見是希望托派內部思想儘早能統一起來：
《火花》最好自然是又不缺又不濫，然目前只應「寧缺不濫」，集中力量發行討論集及《校內生活》。因為主要的意見不一致，誰都無法在《火花》上做文章；因為它必須是集體的意見，不應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我早已對同志們說過，洠в屑w的意見，一切工作都無從進行的。特別是政治宣傳呵！＇26＇
史朝生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集中攻擊「常委對總的問睿貏e是重要的政治問睿瑴蕚涞锰徛吞怀浞帧梗赋Ｎ谡紊蠜＇有代表全體同志的意見明白規定我們目前的政治路線，且洠в凶鹘洺５恼畏治龊椭笇В辉诮M織上則日漸失去同志的真正信仰或期望」；這是因為「過去五個月之久一切問睿龓兹沙Ｎ藳Q定」，＇27＇因此要求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儘快召集代表大會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睿�
4月12、17日，史朝生發起突然襲擊，分別致函陳獨秀和陳其昌，前信批評陳被捕後的托派中央只注重上海的組織，忽視全國的工作，而且洠в屑皶r組織討論，統一思想並召集全國代表大會；「只把眼睛往上看」，「單純的仰望幾個『老成』和『有能力』的同志」「挽回危局」，弄得上海的組織「幾乎潰散」，各地的組織「極無生氣」；主張在全國範圍上去集合一切優秀的堅決分子，召開臨時大會，推舉「特別委員會」，代替「臨委」，以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並擔負過渡時期中全國性指導工作；還提議臨委做一個關於目前爭論問睿徒M織工作的草案和大綱，發到各地及下級討論。＇28＇後信則直言譴責陳其昌為首的三人常委「工作方式好像是個保姆或教授，一切重要的工作問睿荒軆嵙坑妹裰鞣绞剑浚縼斫鉀Q」。要求「常委自身應速將各種重要的政治問睿饕欢笠目偟挠懻摵痛笾碌臎Q定」；「在最短期內（大約一二個月）」召集廣枺⒈逼健⑸綎｜這三處的代表「來滬共同討論，並決定幾個重要的任務（如籌備全國代表大會及幫助推動目前工作）」。＇29＇
與此同時，當陳其昌常委準備修改政治草案時，他們又急忙拋出一極左的《提綱》，要求代替《草案》，理由是「修改太麻煩，提綱比草案好」。但提綱「經過常委多數反對後，他（朝生）又攻擊常委不修改草案」。＇30＇
5月15日，史朝生列席「常委」會議，提出事先準備好的《當前推動組織的步驟》，重眩艘陨隙胖械囊庖姡瑥娏乙蟪Ｎc各地代表「成立一全國反對派大會籌備會」，「建立比較滿意的領導機關」；「一切消極、悲觀乃至對組織採取絕望的情緒或傾向，必須和它堅決鬥爭，並予肅清（用說服和紀律制裁）」。＇31＇真是氣勢洶洶，咄咄逼人。
一向以穩重著稱而被大家尊為「大哥」的陳其昌，受了這些抨擊，也跳了起來，被迫撰長文予以反擊，逐條批駁史朝生的指責後指出：「應該絕對排斥無計劃的急進主義——如主張盡可能的多開活動分子會、臨委擴大會等？？而應盡可能的少用大會或小會，不要引進可懷疑的群眾」；文章無情揭露了朝生在修改常委提出的《目前形勢與任務》草案問睿偷却龂H來信問睿铣鰻柗礌柕膬擅媾墒址ㄡ幔庳煶摹该裰鳌梗笇嶋H是搗亂組織的辦法！無政府主義的辦法！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表現！」「只能使組織更加混亂！」＇32＇——陳其昌的這種思想和工作作風，正是汲取了陳獨秀時代的經驗教訓。
同時，對史朝生、胡文華、王振華三人起草的《提綱》，陳其昌也斥之為：「不但文字技術拙劣，使它許多地方辭不達意或意思含混或顧此失彼，而且到處都是內容的錯铡醵嗲搬崦堋６鴮兑粋�政治決議所負的中心任務，即指示形勢和鬥爭策略，一點也未告訴我們？？不配代替草案。」＇33＇
陳其昌的反擊，正中蓄意奪權的極左派之懷。史朝生又連續寫出長文逐點批駁陳其昌的文章，斥責陳其昌：「官僚主義受人批評時，常不肯虛心考懀栴｝，而企圖用威名來抵制下級同志？？這種家長或上司或史太林粗暴的態度，實際是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之某種意義上的反應」；「天曉得這些『計劃』或『辦法』！！政治上怎樣發展？計劃哪裏來？怎樣使計劃完善？水準怎樣提高？計劃怎樣才能整齊？」
最後他提醒說「數月前某次宣委會上不但我堅決主張另行起草『提綱』，即仁靜同志也明白的答覆：『我贊成老施的意見，另草提綱，不必修改我們起草的草案』」，並「改變等待國際來信四個月」召開代表大會的主張，要求儘快籌備大會，＇34＇稱與陳濟棠、胡漢民、馮玉祥等「反蔣」政派建立「首先推倒蔣介石」的「聯合戰線」，「那是最大的機會主義幻想。決議案上如果這樣補充上去，只有斷送共產主義同盟的生命」。＇35＇
馮玉祥，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軍事家
陳獨秀在「聯合戰線」問睿希鞔_站在陳其昌一邊，來信表示：
只要有接近群眾的機會，不但急進的小資產階級之邉討搮⒓樱捶磩拥馁Y產階級機關（如基督教青年會）亦應該參加。如果因為毫無力量與邉樱湛诤透＝í毩⒌恼h去談判合作這種無聊的政治之失敗遂盲目向左邊跑，跑到拒絕與幹部派（指中共——引者）、第三黨的社會邉樱▉K不是建立政權）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參加孫夫人的某種邉樱@顯然是一個錯铡＿@種錯铡挥谜f，是中了劉仁靜反對任何形式共同行動之毒。這種危害於我們的邉樱瑢⒉辉跈C會主義之下！＇36＇
因此，史朝生他們照樣按他們的既定目標急進。在組織上進攻的同時，政治上也發起攻擊。他們以「滬西區委意見書」的名義，在12月5日，發表了《我們目前必須確定的幾個重要問睿罚瑥娬｛「有幾個極嚴重的政治問睿蛟瓌t問睿仨汃R上作一個明確的解決」：
甲，「根本反對『與上層（無群眾的）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建立反帝反戰反蔣反國民黨聯合戰線』的思想」（着重號為原文所有——引者）。
文件特別認為宋慶齡、胡漢民等的「抗日」或「反蔣」完全限於口頭的、紙上的虛偽的作用，「所以誰如果希望這些政派和上層分子會接受我們的政綱，能和我們共同行動？？那只是在我們內部散佈十足的機會主義幻想，替胡漢民宋慶齡李杜等軍閥政客作說客」；如果自己不「努力與下層群眾找聯繫」，「而將希望寄託在上層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集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