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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思宝住进了徐立身住过的房间，心情非常坦荡。但他对与叶兆楠同一个楼层办公，心里别别扭扭的，别说孙丫丫与自己断交了，不会来看他，就是没有断交，有这个叶兆楠的存在，肯定不会来丰阳县半步。好在叶兆楠住在二楼的西头，隔着一个戴敬烨，不是在自己的卧榻之侧，要不然，睡都睡不牢稳的。这个念头，他没有对庞玉立明说，只是点头同意了庞玉立的分配方案。
郗县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协调众多的副县长上边，基本上与乡镇、县直部门的头头不多见面了。他既要经常地去曹书记那里领取指示，又要把工作任务分配到同志们的头上。这些副县长，烧锅剥葱，各管一工，活干得都比较干净利索。但他们之间也有许多扯皮事情，相互交叉缠绕，有时为了工作，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竟然伤害了私人感情。郗县长没有办法，只得一个一个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郗县长想起了曹书记的那句名言：“说什么维护班子团结，完全没有那个必要。真正的团结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不需要刻意进行维护。一旦到了需要维护的地步，那肯定是不团结了！”郗县长苦笑地想想，他这个班子真的需要不停地维护，不然不会形成团结战斗的局面。于是，郗县长凡是重要的工作安排，就把某位副县长叫过来，详细地研究处理办法。有时研究得时间久了，让别的已经挂号汇报工作的副县长急得抓耳挠腮，因为他们身后也有长龙般的主管部门领导，等待新的指示精神。
一些涉及各个方面的工作，或者是来自上级的指示精神，郗县长就得专门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研究解决。好在是徐立身这个“搅屎棍子”没有了，郗县长讲话的腰杆硬了起来，决策起来少了很多顾忌。唐国发、艾朋庆、刘鎏和周志茹总是随声附和，司徒亚夫是不表态的，因为一个挂职的副县长没有说话的地方，配合唐国发抓工业的工作就行了，谁也不指望他办什么大事。余乐萌常常提不起精神，他抓的工作本来可有可无，有时不来参加会议，郗县长倒把他忘了。只有王彪这家伙喜欢唱反调，可他毕竟不是常务副县长，讲话的分量不足，容易否决。
然而，县政府的这套人马，毕竟是和谐的、团结奋进的好班子。副县长们能够熬到这个份儿上，人人都有两把刷子。十来个人中，没有一个草包孬蛋。官场里的潜规则，如同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暗中操纵和约束着人们的言行，即使是心不和，面子上也能说得过去。
就这样，政府的工作，不仅苦了以庞玉立为首的办公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也让郗县长陷在事务圈子里，不可自拔。这些情况，如果用项明春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曾经让丁卯主任生气，差点惹出祸端的“帕金森定律”来解释，真正是人员增多了，彼此制造工作，反而效率更加低下，同样是这个道理。
二
临近年底，市委组织部按照惯例，抽调一批市直各单位的人秘科长，由副部长或副部级组织员带队，按照先县市区后市直单位的顺序，全面考核一遍。
这项工作，带有例行公事的性质，但在职的县领导们，没有一个人不重视。人大、政协领导重视程度还在其次，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才真正做到了严阵以待。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你想，一年过去了，上级总要了解一下下边的工作干得究竟怎么样，不仅要评价班子整体运行，还要考核个人的工作成效。下边的干部队伍就像庄稼，上边的组织部门是农夫，考核的日子正是收获的季节。有人把被考核对象，比做猪羊到了年关，不太确切，虽然带有过关的性质，但毕竟不是挨宰的。
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准备述职报告。四大班子的工作总结是各个办公室大笔杆子起草的，个人述职当然是自己操作。政府的县长们，都有自己的秘书，不用自己操刀，毕竟得自己把关定向。撰写领导的《个人述职报告》，是秘书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连述职报告都写不好的党政机关秘书，首先是不称职的。有些副县长本来文笔不错，到了这个时候，为了慎重起见，可能不用秘书代劳，亲自写自己的锦绣文章，你这个秘书算是有福气，不至于出丑露乖。
戴县长和叶县长的《个人年度述职报告》，就是自己亲自起草的，戴县长是不放心自己的秘书，叶县长是自己本来就有这方面较强的基本功，小关写出来的，打不过自己的眼睛。
戴县长一边写，一边想，经常有人戏说他，“戴县长，代县长，您啥时能够去掉‘代’字，让人代会直接选举成真正的县长”？自己姓这个“戴”字，真够倒霉，不要说县长当不上，连常务副县长也接不到手里。戴敬烨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上级安排的县长，在没有经过县级人代会确认时，不符合法定要求，不能算一个县的法人代表。市委开始下文时，总以“任命×××为××县的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的名义下的，要是一个姓白的做了代县长，在人代会开幕前，只能称为“白代县长”。中国人的这种特殊姓氏，比如“郑、付”之类，常常被用在官衔前，闹出一点小小的幽默来。
至于叶兆楠，明知这是官样文章，照样做得很认真，这是他从齐书记那里学来的严谨作风。想当年跟着齐书记的时候，齐书记对于述职报告的认真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公文，每当到了省委考核前，往往和叶兆楠在一起，对个人的述职报告，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有时，半夜里还要打电话给叶兆楠，哪一句需要更动一下。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比诗人写诗的苦吟，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
自从杜思宝回县当了常务副县长，叶兆楠没有很大遗憾，自己本来就不抱多大希望，只要不是戴敬烨接任这一职务，心理上还是平衡的。他觉得自己仍要继续积蓄实力，总会有机会的，所以非常看重一年一度的考核工作。叶兆楠现在写自己的述职报告，当然更加用心了，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尽显一个老文秘工作者的精到和老练，当写好的文章打印出来，叶兆楠自己拜读自己的述职报告，自鸣得意地想，这文章，妙处难与君说呀。
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上下都发出，却没有必要在考核会议上念的述职材料，到了年底，各级各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炮制，汗牛充栋，不一定有人看，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但涉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没有一个人是不认真的。个人的工作成绩部分是很好总结的，谁都能把自己的功劳道出个四五六来。但是，到了“但是”以后，就要费些思索和斟酌，这一笔不能没有，非写不可，不然显得不谦虚。手法上，可以春秋笔法，文过饰非，欲盖弥彰，也可以从今后的努力方向上，透露出自身存在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写，都不至于闹出有人常常开玩笑地说，个人缺点是“工作拼命干，不注意身体”、“平时太繁忙，理论修养上不去”或者“不善于团结女同志”、“自身唯一的缺点，是有一个肚脐眼儿”之类的笑话。
大家对于考核结论的等次并不过于关心，因为优秀与合格是有比例限制的。优秀的指标被一把手包揽了，大家只要弄一个合格的帽子戴上，就谢天谢地。理论上可以这样解释，一把手优秀了，大家自然优秀，没有好的班长和班副，焉能有好的部下？副职们最关心的，一个是得优秀或者称职票的多寡，一个是座谈评价。得票率反映出你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座谈评价反映的是抽象出来的画像。尤其是一把手对每个班子成员的评价，是所有评价中最具有权威性的评价。
但是对于被考核的对象来说，上述这两点都没有办法掌控。尽管快要到了考核前的个把月，大家都放软了身段，对那些有打票资格的人，笑脸相迎，谁知道有没有小人，你不知不觉得罪过他，在那么一瞬间，偷偷地来一下子？当然上级是客观地看待每一个同志的，不会因为你在众多的优秀或者称职票中，突然冒出了一个不称职票，就说你的工作没有干好。正相反，不走路的人永远不会摔跤，没有一张反对票，反而令人怀疑你是否真正开拓性地工作了。
至于座谈，一般说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成败的因素并不取决于某一个人在考核人员面前的口头表述。一把手是给这些座谈的考核对象最后定调子的，被召去谈话的人不过是必要的补充。最终，撰写考核报告的人员，笔下能够起风雷。你要是不相信，曹书记在陪同考核组成员喝酒时，就戏说过他们：“你们这些同志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提拔一个干部你们办不到，但否定一个干部完全可以办得到，你们的嘴一歪，就会让人吃不完兜着走。”
考核组走后，所有被考核对象惴惴不安，等待县委书记单独交换考核的结果。曹书记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对所有副职诫勉有加，提醒你懂得班长具有操纵你命运的作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考核中得了“黑票”，心里肯定难过一阵子，盘算着自己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候，放自己的冷箭。
然而，考核过程中最牵动县级干部心的是推荐后备干部。正处级的不说，副处级要向正处级迈进，资源有限，只有县委副书记们，杜思宝、戴敬烨和叶兆楠跃跃欲试。当然，除了余乐萌主动放弃以外，其他副县长也不是没有想法，也要在私下里做些工作，争取一些选票。至少在推荐栏里，只要符合条件，完全可以画上自己一票。尽管知道能不能升职并不取决于这一点，但有了票数，自己到底荣耀不是？天知道哪块云彩下雨呢，爆冷门的情况不是没有过的，有了选票，到提拔重用你时，上级领导好说话：“这个同志不错嘛，没有下他（她）的米，也有选票，可见有威信，可以用嘛。”
另外，最牵动基层的一把手心的，是把他们推荐为副处级后备干部。上边不设这个栏目，就不能调动基层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年年都要推荐一批，在市委党校培训培训，原工作岗位上拖上一拖，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得使用。不然，市委没法向常年工作在第一线、眼巴眼望升职的同志们交代。这一点，恐怕也是当今处级干部成批量增加的一条重要诱因。到了这种时候，有想法的乡镇党委书记活动得最厉害，现在已经波及了县直单位熬了多年的一把手。如果有人“遭到”提拔了，社会上马上传出，这个人为了拉选票，花了“多少多少万”。
这年的考核，冯司二最为动劲儿，他知道春水镇的书记朱茂进和项明春交厚，就和老茂结成了同盟。
老茂这个人没有想法，他在乡镇任一把手的时间最长，风闻在一个地方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八年以上可以享受副处级待遇，就等着天上掉馅饼。所以，无欲则刚，竭力推荐项明春。老茂在乡镇党委书记中间是很有威信的，他选择了几个条件不太成熟、没有太多渴求的书记，告诉他们，我们这一帮人，要团结，不要平均用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今年共同努力，把项明春这家伙推上去，以后轮到你们时，我会亲自做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