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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华人社区的法律援助中心，也是“民权”的办公室。除了一周有三天要在政府上班以外，剩下的时间林怀耀基本上都会在这里度过。由于他在唐人街的名声越来越大，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要接到一些求助案件。
林怀耀说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很单调，所以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民权”的工作中。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原来是全职。后来华人社区的事务越来越多，到2000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房屋署一半的工作，从全职变成半职。收入相应减少的那一半就由在“民权”的工作来弥补。虽然补不足，但林怀耀并不介意。他说够吃够生活就行了。钱是赚不完的，钱不是一切。
大到组织口蹄疫抗议活动，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小到为唐人街华人餐馆的老板与警局交涉，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林怀耀在华人社区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英国BBC之类的媒体对林怀耀的采访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林怀耀向媒体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也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年来他一直认为是英国的移民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人的偷渡潮。2000年英国多佛港发生了58名中国偷渡客闷死在集装箱里的事件。2004年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国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林怀耀认为这些惨案发生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政府不给予那些受害者合法的身份。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的移民条例，它把调查移民身份的责任强加在了雇主的身上。这对雇主来说很不公平。很多雇主因为担心触犯移民条例而解雇那些身份不确定的员工。很多在唐人街打工多年的无身份者，由于害怕而纷纷辞工。华人餐馆受员工短缺之苦已有十多年。正是无证劳工的出现，才解决了英国华人餐馆的人手短缺问题。这个新的条例使得华人的饮食业受到打击，让华人有生意都不能做。饮食业是这里的华人的根基。如果饮食业受到打击的，那整个经济根基都受到影响。林怀耀希望媒体能够反映华人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使内政部或者是有关部门正视并且解决这些问题。
在唐人街活跃十多年为林怀耀赢得了不少赞美之词。一位“民权”的共事者说：“共事这么多年，如果没有Jabez（林怀耀）的话，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是没办法做得到的，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例如口蹄疫的运动，例如多佛58人（案件的处理），例如现在的莫肯姆湾（案件的处理）。因为Jabez（林怀耀的英文名）有一点很特别，他很 energetic，他很活跃。”多年的华人维权经验使得林怀耀深受信赖。许多在唐人街的华人一遇到麻烦就向林怀耀咨询，或者由他直接代为“申冤”。林怀耀成了唐人街上的“包青天”。
不过因为帮助过不少弱势群体，也使得林怀耀在唐人街树敌很多。多年前他因为支持一家中餐馆的工人跟资方打官司，而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有人）恐吓我说如果你再代表这些工人找工会的话，你会血溅街头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必要也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是很不健康的。我当时回答他们的时候说，你说血溅街头是很不应该的。如果要我血溅街头的时候呢，除非我讲不出话了。如果我能讲话。我一定会报警。这都轮不到你怕不怕的。你做的事问心无愧，应该要做的就去做。如果因为这些恐吓你不去做，社区只会更加不安宁。”
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3）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寻求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十多年前开始林怀耀就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华人社区的事务。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疏远妻子和当时还很幼小的儿子，最终家庭生活出现了裂痕。对于家庭的破裂，这个在工作中充满昂扬斗志的男人居然泪流满面。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地方不能碰。我是自私的。其实我都不明白什么世界大事。因为我自私。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的世界。我喜欢做什么事情，我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做是你自己的世界。你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因为工作上的“自私”，使得林怀耀忽视了家庭，忽视了对儿子的照顾。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现在他并不是想见儿子的时候就可以见到。“有一句广东谚语叫：如果什么都预先知道，那就不会有乞丐了。有时候碰到事情，你要做出的选择和决定，其后果自己是预料不到的。我们只能去面对。要是能回头，什么事都可以改变。我可能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但事实是你改变不了。也许事情能够补救，但能够补救并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那段时间，家里原有的生活模式突然改变。儿子年龄还小，并不能明白这种改变。他会觉得我对他照顾不周，对他的关注不够感到不开心。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林怀耀说，刚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可说话不多，未必开心。后来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忙，要腾出时间陪儿子也越来越困难。但几年过去了，儿子成熟了许多，也渐渐地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因为彼此都懂得了珍惜。他们现在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也更像是一对父子。有时父子俩在一起还会玩一些比赛爬电线杆子之类的小游戏。林怀耀很享受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光。
今年是多佛惨案4周年，林怀耀正在筹办一个纪念性质的座谈会，同时也呼吁政府修改移民条例。“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英国的移民政策使得多佛港的死难者没有别的途径，被逼走向这些蛇头。莫肯姆湾的情况也都是因为移民政策不让他们工作，就逼得他们去做一些危险的工作。我相信除非移民政策改变，否则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发生。这种惨剧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机率是80％以上。我希望通过社区的讨论和探讨可以反映社区的意见，使当局正视这些问题。”跟唐人街上浓烈的商业氛围比起来，林怀耀正在做的事情显得有些不合事宜。主动过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他说他们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来提出意见。冷漠和拒绝的气氛包围着林怀耀和他的伙伴们，但是这似乎丝毫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他说这已经就很好了。至少没有人走过来说，这些无证的工人应该送回中国。
来英国三十年，林怀耀从维护华人权利的活动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做这样的工作使我长了见识。因为我面对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我要寻求答案。这个寻求答案的过程，使我学到很多东西。我是从其他人的不幸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如果我不处理的话我心里不好过。我有能力的，我就处理好。我去尝试。如果我尝试以后处理得了，我心里会很开心。我处理不了的时候会很沉重。我希望我不需要在‘民权'工作。因为只要‘民权'继续存在，就表示英国社会继续存在歧视华人的现象，英国的华人继续地受到袭击、受到歧视、受到滋扰。希望我不需要做这些工作。但是事实是另一回事。事实是只要英国的华人会受到歧视、袭击、滋扰的时候，这些工作就需要有人去做。我希望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行动。”
附：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尔港的海关人员在一辆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60名中国非法入境者。在前往多佛尔港的途中﹐集装箱的通风口被关闭﹐导致58人被闷死﹐只有两人幸运生还。
2004年2月，20多名中国移民在英格兰西北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海浪卷走葬身大海。拾贝者大多没有合法身份。每人每天最多可获得30英镑的报酬，而“他们的头”每周则能获利600英镑。
2001年3月，英国爆发了20年来最严重的口蹄疫，《泰晤士》报3月28日报道引述一份尚未发表的政府报告；指最先发现口蹄疫的农场；是因为农场主从一家非法进口东亚肉类的华人餐馆收购泔水喂猪所致。华人餐馆顿时成了口蹄疫爆发罪魁源头的替罪羊。４月８日，全英中餐馆还共同停业两小时，以抗议上述无理指责。此外，伦敦华人还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共有１６０个华人组织参加，游行人数至少有１５００人。
第二部分流浪金三角——一个中国知青的故事（1）
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岁月。一批共和国的同龄人，奔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命运之手的推动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越境到缅甸参加游击队。刘义是一位至今仍然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回首过往的峥嵘岁月，流浪生涯，他重拾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向我们讲述他那一段漂泊的人生。
刘义，原名候景贤，他现在生活的地方是泰国清迈府一个名叫热水塘的村庄，这里是国民党93师残部在泰北的一个难民村。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部队的眷属，大概有一千多户人家。这里的人都说汉语，学中文，让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远离中国。刘义是这里唯一一所中文学校的副校长。由于白天学生要学泰文，所以中文课一般都安排在晚上。学校里的这些孩子虽然懂中文，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大陆，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方块字的符号，然而中国对于刘义来说却是不能抹去的胎记。
动荡的岁月 动荡的心
1949年刘义出生在云南玉溪的易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对童年的记忆却是残破不全。父亲对他来说印象模糊，因为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投入监狱时，他只有5岁。15岁时，在亲戚家寄宿不久后，他就意外地接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我走进龙泉镇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到门口烧了一堆草。这是我们本地的风俗，人死了家里那些草就拿来烧在门口。那个时候我两个妹妹还很小。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去给我母亲垒坟。小的妹妹就说，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那一刻，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好像成熟了，长大了，有种责任感了。那个时候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这两个妹妹读书。”
没过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代宣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于是，满怀着一腔热血，刘义积极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通过行动洗刷掉自己家庭出身的污点。然而一张朋友给的100斤大米的粮单，却又将他推入了深渊。
“我的罪名是盗用国家备战粮食。那天晚上在粮食局，一进去以后就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了，绑起来就叫我交待偷了多少粮食。我已按实际情况说了，但是他们不信。不信以后就把我吊在那个大梁上。当时吊上去的时候，我不像一些人吊上去就鬼喊大叫，反而是若无其事，闭着眼睛养精神。这更把那些造反派激怒了，放下来以后就打。打的时候，有个女的就掐我的脸和嘴，半张脸全都被她掐破了。整个一晚上他们对我就是打了又吊上去，吊上去又放下来打。本来是一百斤的粮票折，最后搞成了三千多斤，就说我偷盗了粮食局的大米三千多斤。这个还不是我主要的罪名，主要的罪名就是因为在晚上批斗我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以前朋友送我的一把少数民族用的刀。他们就问我这把匕首是要杀哪些革命群众，杀哪些贫下中农。我那个时候打晕了，心也打横掉了，我说全部杀。其中有个人就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