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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礼的“教父”形象在我们面前慢慢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物，我们感觉自己正在逐渐接近某个谜语的核心，关于竹联帮，关于江南案，也关于陈启礼本人。
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江南”原名叫刘宜良，关于他的被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本身是台湾情报系统的特工，后来被发现他还是大陆和美国FBI的间谍。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写作的《蒋经国传》丑化了“国家元首”，因此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委托竹联帮对他进行制裁。1984年10月15日，陈启礼带领竹联帮成员“鬼见愁”吴敦和“小董”董桂森，在美国江南自家的车库中枪杀了江南。
在一般人看来，陈启礼的名字是与江南案密不可分的。以陈启礼当时极高的江湖地位，完全没有必要亲自出马，但是强烈的使命感，还有为了避免滥杀他人，最后促成陈启礼决定自己带人去执行暗杀任务。事件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作为当年最主要的当事人，陈启礼谈起那段往事并不避讳。
“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觉得我是在对蒋经国‘忠’，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征召我去做，我就去做，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那就是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而已，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个是为谁做，我没有那么想。”
“情报局在找到我之前有过三次，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就给了我资料，连刘宜良他每天走的两条路线都标得清清楚楚。我观察他住的社区很大，他家是在最后一家。而且他家后面是一个悬崖，底下就是太平洋。因为没办法侦察，所以后来我就从社区外面找，后来找到发现这边是一个悬崖，我就从这个悬崖一路过去，一直从悬崖爬，看到正好有一个洞，从那个洞看他家一清二楚，后来我们就每天在那个洞这样看，天天观察他的生活作息。他跟他太太形影不离的，一天里面只有早上他们不在一起，因为那时候天气冷，他必须到车库里面去热车，只有那个时间他跟他太太下去，然后他太太上来去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这个当中只有那么大概半小时，或者二三十分钟。我们这样侦察了12天，真正动手是吴敦跟董桂森，就他们两个去，我只是去侦察这些，因为我毕竟要确定那个时候只有刘宜良一个人。当时有的报道说开了两枪，有的说开了三枪，其实都不是，是吴敦他开了一枪，一枪刘宜良就毙命了，然后董桂森上去对肚子就补两枪，就是这样。”
“情报局事后给过我费用，但我不要，我去跟他讲，我说我又不是杀人凶手，又不是职业凶手，我拿你钱干什么？当时他们给我钱的时候，钱是包起来的，我不要，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他们也有给吴敦跟董桂森，他们给他们两个好像是一人两万块吧，但他们两个也都不要。”
江南案发生后，情报局与竹联帮的关系被曝光，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被逮捕，台湾政府同时展开“一清专案”行动，抓捕了三千多名竹联帮成员，陈启礼被判处终身监禁，后来减刑到6年半，至今江南案幕后的主脑究竟是谁一直也没有真正的答案。“这个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汪希苓本人的意图。汪希苓你接触他就知道他是很优秀的，而且他的为人也很好，他非常的忠，他对蒋家的忠诚是不用去怀疑，所以说他背后的人是谁，只有问他了，他也一定带进棺材里面。”
塔子山是神话故事中金边这座城市的由来，也是金边市的象征，山上树木郁郁葱葱，一条条小路纵横交错，回想那段改变自己人生的往事，陈启礼的内心似乎也充满矛盾。
“江南案，我关在里面的时候，有些人替我叫冤、抱怨，讲良心话我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冤枉，因为取人的性命这个是一件非常罪大恶极的事，所以在事发前，我早就讲得很清楚，我来扛这个事情。他们也跟我说扛了就是死刑，死刑我也会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觉得最好是这样，把我打枪打掉算了。”
第三部分江湖往事——金边访陈启礼（4）
一心向善梦回故乡
天灾人祸在柬埔寨似乎一直就没有间断过，来柬埔寨7年，陈启礼经常牵头举办一些赈灾活动。农历春节快到了，他又组织了几家台商以及台湾医院到金边市郊的一个县赈济当地贫民。陈启礼告诉我们，这次赈灾一共安排为300户人家提供粮食和衣服，为400户人家提供义诊，他并且还邀请了柬埔寨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以及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来参加活动。
善恶由人评论，世间自有公道，人们对陈启礼的评价来自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非流言蜚语，“自从我们认识陈启礼先生以来，就觉得他非常地关心他人，譬如说对于老人和小孩，他都是非常照顾的，这是我们认识他以后所观察和了解到的。以赈灾为例，大家就觉得在这里面就体现了陈启礼先生的仁心。”
“这里打了三十年内战，再加上雨季的时候受灾户面积很大，那受灾户多，旱季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无法耕作，所以说米，吃的东西就比较重要。”陈启礼说他组织这些活动并不是专门想要改善他跟柬埔寨政府的关系，“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这方面。”
过年了，金边也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大年三十下午，许多华人甚至是当地人都到街边小店购买年货。而陈启礼的住宅却是另外一种气氛。陈启礼从小受到父亲严格的儒家教育，影响至深。去年父亲在台湾过世，而他因为有通缉在身，只能在柬埔寨遥拜父亲。父亲去世前没能见上一面，成为他最大的遗憾。到现在陈启礼的住处顶楼一直都设有父亲的灵位，早晚都会上香。除夕之夜，台湾没有亲人过来，陈启礼把自己的助手打发回了台湾过年，一位朋友于是组织了金边的一些台商到陈家来吃年夜饭。但显然来的客人大多都不是很熟，晚上8点多客人们陆续离去。
“对我来说，我应该是快二十年了都没有在家里过过年。我一生也从来没过过年，对过年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我关了十几年，什么时候有过过年？这一次来这里也七年多了，所以过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沧桑，陈启礼饱经沉浮，“因为时间它不会停留，所以说任何事都会成为过去。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一旦你碰到人生的最谷底，你不需要去灰心丧气，你只要了解任何事都会成为过去，你就会勇敢地面对它。因为它会成为过去。”
在金边漆黑的苍穹下，陈启礼已经度过了7年，对于他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他的一个临时避风港而已，我们不知道他在这里还要待上多久，也许当所有的纷争渐渐平息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他的故乡，台湾。
第三部分食神外传——中餐烹饪大师甄文达（1）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里，反映各国移民不同文化传统的烹饪手艺可谓五花八门。由于上至达官贵人、下到普通百姓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喜爱中餐，中餐业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成长为美国一个相当发达的行业。据统计，全美现有将近3。6万家中餐馆，这个数目超过麦当劳、温蒂、汉堡王等主要美式快餐连锁店的总和。地处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中餐馆最多的州，也是中餐烹饪高手的云集之地。在这些高手中，享有“北美食神”称号的甄文达（英文名字MartinYan）不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甄文达可以说是第一位通过专题节目把中国饮食文化介绍给北美电视观众和电台听众的人。他本人是一个大师级的厨师，也是一个连锁中餐馆的老板，出版过27本美食方面的书。他主持的中餐烹饪电视节目《甄能煮》（英文是YanCanCook）已经在全球播放了1900集，拥有近20亿观众。他也是旧金山的著名广播电台节目《美食物语》的特约嘉宾。甄文达是这样评论自己的成就的：“很多人的厨艺比我高超，英文比我好；中国国内的男孩子每个都长得比我英俊、比我帅；讲幽默，全世界的人可能都好过我。但是可能没有一个人能有我这么厚的脸皮，有我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心，有我这么拼搏。”
1952年12月，甄文达出生在广州市东山区一个做餐饮生意的家庭中，父亲的祖籍是广东台山。甄文达幼年的时光基本上是在小餐馆里度过的。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对烹饪比同辈人有着更多的感觉和灵性。上小学时正好赶上了“大跃进”后的食品短缺，在城镇居民当中，所有主要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但甄文达似乎总有一些办法做吃的。比如，他知道怎么把甘蔗渣压成粉，再和面粉或米粉混合起来，还会利用小球藻做饭。他对同学说，长大了一定要去读农科专业的大学，这样就可以有多点吃的，不但自己不挨饿，周围的人也不用挨饿。
甄文达的妈妈有一句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使他永远都不能忘，那就是“近厨得食”。妈妈说，在餐馆做事的好处是肯定不会挨饿，不会挨饿就能做好多事情，全世界有许多人每天都是饿着肚子睡觉的。“近厨得食”这四个字明确了一个自古到今都起作用的生存规则，也对甄文达后来把烹饪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3岁那年甄文达离开了家，到香港的一个餐馆打工。那时他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带着弟弟在广州生活。香港那家餐馆的老板管吃管住，还给甄文达开支一些零用钱。甄文达把这些钱省下来继续读中学。
在香港念中学的时候，校长是一个基督教教会的成员，为人友善。甄文达在课余时间经常帮助他干点零活，比如打扫卫生、做饭等等。时间一长，两个人相处得越来越好。1971年，正当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开始接触以解冻双边关系的时候，校长出面担保甄文达到了美国。
甄文达回忆，他到美国的时候，一下飞机感到又冻又饿，于是出机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中餐馆找工作。最开始是在一家中餐馆的后厨干，后来觉得在后厨工作没有当餐厅服务员挣得多，又去当服务员，这样也把自己的英文慢慢练出来了。
在加州的中餐馆工作一段时间后，甄文达决定继续深造。由于有过小时候挨饿的经历，由于曾经下决心有机会就要多读书，以便学习怎么能做更多的吃的，甄文达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时选择了食品加工与营养专业。加州大学对外国学生的收费标准比本地学生高出34倍，甄文达在上学的同时必须设法把自己的学费赚出来，于是他想出了教授中餐烹饪的办法。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甄文达在餐馆干活，每个小时可以挣到0。85美元，而教授中餐的聘任每小时可以挣18美元，经济收益提高了20倍，何乐而不为？
打定自己开课教中餐烹饪的主意后，甄文达找到学校的有关负责人提出申请。由于甄文达那时还不是厨师，也从来没有教过书，最初的申请被一口回绝了。于是，甄文达向那位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