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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个恐怖屋是将所有好莱坞恐怖片的经典片段剪接起来，制作成各种视角的视觉效果，在加上声、光、电的配合使用，从而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恐怖气氛。它很受年轻人的喜爱，许多女孩子被吓得尖声尖叫，差点从屋子里面跑出来。
高先生的二儿子查里是美籍华人，他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策划。作为新一代的电影人，查里在美国接受教育，经营电影的理念和方法完全不同于父辈。在过去，人们的娱乐活动非常单一，看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休闲方式，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影派生出来的娱乐方式也花样翻新，比如各种主题公园，环球影城等等。这些在“电影王”的年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他看来，现在的电影产业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王世昌居住在汉城的江南区，他的三个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现在他寄居在儿子的家中。在他那间小小的卧室里，昔日让“电影王”经历过辉煌的电影，如今已变成了一本本仅供收藏的录像带，上面记录着他起起落落的电影人生。回首这几十年的电影生涯，王世昌感到自己与电影有着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缘：
“电影和我结缘以后，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好像我的人生和电影起伏的情况完全一样，所以，我有时想起来，（觉得）我解不开跟电影（的这份情缘）。我学了这些拍戏、开戏、做买卖电影片子（的本领）。我学会的是这个东西，别的生意我也不会做。那么，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咬紧牙关，一定会攻破这个难关，站起来吧。所以了，我这个人生和（中国）电影的上上下下，高高低低，起伏不断的这种过程完全结合在了一起。”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在场的时候，也有不在场的时候，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王世昌也说，他的人生就如同电影一样，有起有落，曾经辉煌灿烂，也曾经黯然失色。他的电影人生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的注脚，记录着中国电影发展道路上经历过的光荣与梦想，曲折与艰辛，铭记着中国电影人为他们心中的电影梦所付出的辛勤与汗水，热泪与鲜血。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1）
大吉岭被称为印度雪山中的皇后，在南亚炽热的阳光下，这个依然保持着清凉古朴的小山镇有着印度特有的静谧与虔诚的氛围。我们寻访华人来到这里，在雪山脚下遇到一位教书先生。他的名字叫丘开福，是远近唯一的华人教师，也是侨居印度的华人中能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
平凡的丘开福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凡响的印象。他是怎样散落到这里？微薄的薪水，孤寂的人生，怎样支撑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他乡异土教书度人？我们用镜头记录下他默默的教书生活，同时更想探究他将如何艰难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离开印度最大的城市加尔各达，驱车前往西孟加拉邦的边界，一望无际的印度平原到这里突然拔地而起，形成了世界上最壮丽的山脉——喜马拉雅。早在英国人殖民印度的时代，为了躲避蚊虫和酷热，殖民者来到雪山脚下，开辟了一块避暑胜地，并沿用了印度语的名字大吉岭，意思是“神秘的雷神”。殖民者在这里种植茶叶，同时给这个山城带来了一批批的移民。
随着海拔渐渐升高，盘山公路上出现了玩具一样的老式火车。铁路与公路交错前行，据说这种古董式的机车曾一度是大吉岭通往外界唯一的运输工具。现在，则成了当地人往来各村的公交火车，沿路的铁轨把我们带向山间的村镇。这时，迎面扑来的冷风开始提醒我们，大吉岭就在眼前了。
夜色降临在这个静谧的小镇，一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走在冬日里湿滑的小路上，行色匆匆。这是丘开福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这悠闲的山城小镇，他的脚步明显比别人匆忙，因为他要赶着到学生家里去上课。大吉岭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学校里早已放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寒假，但作为老师的丘开福，却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给他的学生们上补习课。
丘开福是生在大吉岭的第三代华人，祖籍是广东梅县。他自己也不清楚最初他的爷爷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这里来谋生。他只知道，从爷爷到父亲，似乎都没在这里过上最初盼望的好日子，自己从小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多子女家庭，仅靠父亲一个人打工维持生活。
丘开福的父亲就出生在大吉岭，1905年他回到中国娶了丘开福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又回到大吉岭生活。当时的印度刚从被殖民的命运中解脱出来，曾经的辉煌古国一度奄奄一息，但在这片被榨取了太多的养分的土地上，仍有众多的人口等待哺育。丘开福一家在这里的生活，和绝大部分印度底层贫民没有区别。父母终日的劳碌除了让八个孩子维持生存，再没有能力给他们任何东西。
开福回忆说，那时英国人刚刚走后不久，小时候家里很苦，他有四个哥哥，还有三个姐妹，而爸爸妈妈每月只能挣300块钱，爸爸还要在店里做工，生活很不容易。对于丘开福来说，物质上的贫困并没有什么，但令他感到终生遗憾的是，由于家里没有钱，他永远也没有机会到向往已久的印度英文学校里读书。
他说：“我那时候六年级中学毕业，中华学校，1961年。英文学校的价钱也不大高，但是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叫我去那里读书。因此，我走到尼泊尔的学校，那里我们只要给6块钱还是7块钱一个月读书，（于是）在那里，我读了4年。”
但是，刚开始小开福怎么也不甘心，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去英文学校报名，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接受他。那个校长说：“你们有这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叫他们帮忙？”开福说：“他们没有帮我，所以我才来，我自己来报名。”校长听他这样说，便被他的决心给打动了，他说：“好，那你来考试。要是考的好，我会接受你。”小开福听后高兴极了，欢天喜地地回到家，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也很高兴，还在报名表上签了字。可是，谁想到，一个月之后，开福的父亲就不幸病逝了。
父亲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的去世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丘开福在同龄人里是读书成绩最优秀的，但现实使他不得不放弃任何美好的幻想，准备开始挑起养活这个大家庭的重担。于是，他还是放弃了读英文学校的机会。
1970年，丘开福11年级毕业后本来还想去读大学，但是看到自家的小店里没人照应，又再次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他发现镇上有个学校可以读教师培训，一样也可以拿个文凭。为了不浪费大好光阴，开福立刻决定报名，从此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在采访中，丘开福并没有提起他半工半读的艰辛，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个从小就懂得自强的少年知道，迈出了这一步，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同于父辈们的道路。1978年，丘开福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教师文凭，并开始尝试着在学校里教书。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只会教一两个月，可谁知，这一教就是整整25年。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2）
学校放寒假后，丘开福一周六个晚上都要给学生上门补习，其他时间他还要在自己家里教书。大多数时候，丘开福的妻子和小孩晚上都会和他一起到学生家去上课。他说，妻子和小孩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离不开他。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丘开福和他去世的父亲一样，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妻子和孩子的依靠。
“这个是正正，负正，负负，正负，算出来了？是1减4。”
“X减4？”
“不对，是1减4。”
“1减X？”
“不，很简单的。这样得出结果是1减4。”
……
丘开福耐心地给一个小女孩辅导算术。由于学生的程度不同，补习的时间长短也不确定。有时晚了，丘开福一家就会留下和学生一起吃晚饭。学生的家长用家里最好的饭菜，热情款待他们。
女孩的母亲对我们说，现在她小孩该上9年级了，经过补习，功课有了很大进步，她很感谢丘老师的帮助。她还说，丘老师是个很好的数学老师，在这里很受欢迎，所有的本地人都认识他。“他是这里的英雄，……这条是甘地路，隔壁是尼赫鲁路，对于他说，原本是五分钟的距离，他要用将近半小时（才能走完）。为什么？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要和他握手打招呼。在这个小城里所有人都认识他，都很尊敬他，所以说先生是这里的英雄。”
在学生们眼里，先生是个好人，他们没想到先生不但数学讲得好，还很会唱歌。他们说，上次学校里表演节目，先生在学生面前唱了一首中国歌，听起来却和本地歌似的。丘开福听学生们赞扬自己的歌唱地好，开心地说：“那个小小姑娘，那个歌我唱给他们听，他们觉得很好听，他们都无法想象，先生平时教数学，唱起歌是什么样子。……你们还想听那首歌吗？”大家都鼓掌欢迎，丘开福便哼唱起来那首他童年时学会的歌谣：
“小小姑娘起个清早，提着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街，卖花卖花阵阵香，花儿真美花儿真香，没有人买怎么办，慢慢再说哥哥小弟，怎么回去见爹娘……”
当初的选择也许是出于枉然无奈，但却决定了一个人数十年的生命轨迹。不善言辞的丘开福，无法向我们呈现自己平凡生活背后的理念，但看到他与学生之间的那份投入与信任，我们相信，这也许就是出于天性，他用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换来了五千多个毕业生。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3）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大吉岭这座带着殖民地味道，又富有浓厚地域色彩的边境小镇，逐渐热闹起来。现在每逢集市，除了本地西孟加拉人，来自尼泊尔、锡金、不丹和欧洲的居民和商人都纷纷会聚在这里，但自从1959年—1963年的中印边境的历史冲突之后，华人在这里就几乎绝迹了。由于平时的宁静，周末的赶集几乎成了这里的节日。作为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丘开福一家过着简单而朴素的生活。
行走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丘开福告诉我们，他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还有肉、蛋都是在这里买的，虽然比这些商品的货源地——平原地区要贵一点，但因为这里离家比较近一点，就图个方便。他还说，现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
不一会儿，当我们走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时，丘开福说，这里就是以前的中国街了。他说，过去这里有很多中国人的鞋店，可是现在只剩下一家了，就是他哥哥开的。这里曾经住过1000多个华侨，现在剩下的不知能不能有100个，他们除了开鞋店的，还有开洗衣店的和开餐厅的等等。
说着，我们已经走进了丘开福六哥开盛的鞋店里。丘开福说，他从小，大概从1959年开始，就和开盛在这个鞋店里看管了。开盛告诉我们，如今店里的生意马马乎乎，勉强能够赚钱维持。
在赶集的人群里，我们再也没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