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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华夏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亡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驻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轮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贼政局的动荡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驻臣之术的影响。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小“君主”君主驻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驻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即臣属的弄君之术的产生。其具体手法有：抗君之术、欺君之术、避君之术、谀君之术等。
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小子的“高见”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４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亦巩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权是什么？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观华夏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应该改成，“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因为很难得权，就把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死”才是最贴切的。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华夏帝王的永久课题。
华夏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
东方智慧的标准是计谋权术。西方智慧的标准是发明创造。所以，华夏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诸葛亮等权术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识时务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则是克列孟梭等理论家、思想家或者爱迪生等发明家和创造家。人家与物斗其乐无穷，我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华夏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小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韧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不能化身千万，就需要官吏，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扯淡么？
当然，万千官吏中，终究还是会出些愿意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因为要维持统治而不得不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这些官在发现天下大局不妙的时候，就会推行改革。
萧客这几年身处基层，对华夏改革的理解，已经逐渐由当年的理论理解，开始深入下去，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方面，更多的问题。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于华夏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强行压制，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社会的大转型，成功的要决在于整个过程中保持稳定。
改革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利益的重新分配，从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华夏，任何一项改草，都必须得到最高掌权者的支持，都要得到尽可能大的权力，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对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称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华夏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商鞍到张居正，多以经济改革为主，以吏治作为改革的主要内容，范仲淹同学是第一次。从华夏的历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便如同与虎谋皮，没有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将用人的权力，交给一两个官员，势必会造成，“用人惟亲，用人唯我”的长官意志，造成托关系，走后门，巴结上司，献媚权势的歪风邪气。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休想触动官场腐败的一丝一毫。
当时的官场，不论有德无德、有才无才，有能无能，熬年头，拼资格，只要没有什么过错，不愁不能升迁。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这次改革触及了庞大既得利益集团。
任何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给它带来灾难甚至最终导致灭亡的“忧患”几乎是同这个王朝、这个国家、这种制度与时俱生的。这如同一个人，在他诞生的冉时，导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经潜伏在体内了。萧震深知，一个政权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果敢地即时地向社会让步，这样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软力量一旦丧失，硬力量的强大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不可能单单凭借硬力量。一个传统政府能否成功转型，根本上取决于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决于能否把握时机。在历史转折关头，人心往往稍纵即逝。
坐在前往金宁开会的奥迫胎上，萧震一边看着林磊握着方向盘的手，一边联想起在美国时跟小姨的交流。萧定深知改革不同于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的稳定。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对比基础上进行的，一定的力量对比格局决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强势群体仍然强势，他们掌握了各方面优势资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伤害强势群体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势群体承担主要成本的改革才可能比较顺利推进，因为后者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除非根本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否则改革不可能导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来源、得益与受损的人群可能有所不同，但强弱贫富的主要对象难以改变。一旦改变原来的力量对比格局，改革即突变为革命。革命是通过对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力量的动员，改变力量的对比关系，使弱者变为强者。只有在这种力量对比格局发生根本改变的基础上，利益格局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成本才可能主要由原来的强势既得利益群体承担。
但是，革命以破坏秩序稳定为标志，一般需要付出耗费社会物质存量、使增量难以为继等代价。由于特殊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约束，这种代价对华夏意味着大量人口丧失生存所必须的物质保障，这是华夏承受不起的代价；因此。避免革命是华夏社
社会演进是非线性的，人类在作出主动努力时应该保持足够的谨慎。拒绝冒险，为历史的偶然性预留空间。在既定格局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赢得强势群体的支持才能推进改革，这也是强势群体被称为强势的原因：强势不仅仅是相对于社会而言，有时也相对于政府。
现阶段能够进行调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与公共舆论。政府虽然无力根本扭转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势群体承担这一定局，但它可以通过干预二次分配，运用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
在强弱贫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识分子应该选择站在弱势群体一边。通过公共舆论的介入，改变具体博弈点上的力量对比，改善弱势群体无力自保的境况，使他们拥有一定自保能力，减少所受侵害。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的这种介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可以使强势群体即所谓精英联盟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受到一定的限制，弱势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的同时，其最基本的权益有望得到保障，社会矛盾不会过度激化，冲突不会走向极端。
改革目标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是因为它符合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需要空间，需要有人承担利益调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对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暂时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
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某些人为全局或者长远利益作出牺牲，因此这种牺牲实质上具有强迫性：弱势群体易于强迫，所以作出牺牲的往往是他们。
华夏的改革要有适合华夏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头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华夏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华夏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在萧震看来，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华夏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则是西方人定的。
所谓“效益”的立场，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华夏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御，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御，华夏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性的。
按照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投资环境的一部分。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国企。半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国家企业有公平的责任，还有保密的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当然就灵活。
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须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人民应当是华夏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底线。目前华夏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经涉及到华夏改革的道路问题。华夏的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
华夏在改革前的政治结构就是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从人类的历史实践看，政治权力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导致经济利益分配的极端平等；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出现了例外：居然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