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话，喜欢别人奉承和拍马屁。而jīng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和清高不屑于投机钻营，庸人们则不靠拍马逢迎却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会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在迎合上级，笼络上级上。在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官场格局中，做长官的十有八。九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这就毫无疑问为那些把才智和jīng力用于迎合上级，笼络上级的平庸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升迁机会。如此这般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现实的政治生活用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官出上级的社会，淘汰jīng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众多特立独行的jīng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杀后，整个社会则必然的逐渐走向万马齐喑的局面，体制的活力和张力将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级的制度安排加上国家垄断了主要的利益供给，华夏的官场自古就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同时又毁灭顶尖人才的黑dòng。它不但将天下jīng英统统吸引到其中，而且，通过国家的暴力垄断和文化垄断使人才除了依附国家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着举国的读书人纷纷走进科场应试，就曾喜形于sè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广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官出上级的社会，要想出人头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当无数的人才jīng英挤在入仕做官这唯一的独木桥上时，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甚至刺刀见红，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而恪守崇高道德cào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姿态顺应官场文化和通行的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其结果是，我们总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这就是“逆向淘汰”或jīng英淘汰能在华夏官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华夏人向来有通过窝里斗而内耗掉自己的民族jīng英的老传统，其窝里斗的血腥残酷xìng与大规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现象为世所仅见。通常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族的劣根xìng，似乎这只是华夏人所特有的原罪。máo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华夏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华夏千百年来代代不息没有穷期，为什么华夏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怪异思维？
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没有劣等的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
萧宸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jī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dàng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ǔ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xìng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sī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máo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萧宸始终认为，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xìng角sè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华夏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政权之上的“máo”。在一个政fǔ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fǔ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如同冰炭不可同器。华夏传统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hún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雇主，不问是非，党同伐异，则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所谓“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启méng阶段，西方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sī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它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皇权和政fǔ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和政fǔ的力量。作为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xiǎo的元素，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xiǎo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sī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fǔ的权力对公民人权的侵犯，避免政fǔ“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xiǎo乃至没有市场。
而华夏在它的有记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独立于皇权和国家及其政fǔ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华夏的政治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一块式的政治结构。任何一个既往的王朝或当代的历届政fǔ，从来都不会允许批评其权威的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与此同时，它也逐渐发育出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层，并建立了一种能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吸取成败经验与历史教训的某种机制。
另外，华夏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个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当华夏管理国家的上层与草根下层，有一种合理的吸纳社会jīng英的有效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时（如过去的科举制度），来自草根阶层的诉求和愿望就能够通过那些科举入仕的jīng英带入高层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当这种上下联系的有效管道被截断后，上下必然阻隔，社会逐渐断裂，国家走向失序则是必然的结局。
萧宸在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是拿双学位的，其中就有法律。当时他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华夏社会，历朝历代的政fǔ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会反抗，而不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机制达成妥协。
由于华夏社会在传统上就一直缺乏制度xìng的上下沟通渠道与下层对上层发泄不满的渠道（这从当今的信访制度设计流于形式可以明证），一旦出现下层针对上层的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嗜血成xìng的暴徒（原因是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从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luàn一条路走到黑。
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存在，社会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现局部的动dàng也很容易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而使社会归于平静。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就是为了防止政fǔ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例如，就连意大利这样一个黑社会曾经非常猖獗的国家，其在50年间，居然发生好几十次政fǔ危机，政fǔ的平均寿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间居然产生过60届政fǔ，然而其政fǔ虽然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fǔ更迭，国民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也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消极影响，人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华夏是无法想象的。华夏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一旦政fǔ垮台了，非天下大luàn不可。
华夏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fǔ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fǔ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华夏的近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破坏机制被暴力最强者所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走向毁灭。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诺斯说过：“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