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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讲讲你的根。我想录音，你介意吗？”安德莉亚问，从兜里掏出她的数码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可以录好几个小时，质量非常好。
“随你。这个故事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那是在维也纳。一对犹太夫妇走着去一家纳粹占领的医院……”
爱丽丝岛＇2＇，纽约
1943年12月
尤岱在黑暗中静静地哭泣。土耳其号已经到港，海员在指挥分散在甲板上每一个角落的难民下船。每个人都急切地出来透气。但是尤岱没有动，他抓住约拉冰冷的手，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和死亡打交道。从离开拉斯法官的藏身之处他就见了许多。逃出那个洞穴，那里令人窒息但是安全，之后就是无数的可怕打击。第一次看到阳光他就知道那里藏着可怕的怪物，第一次走在街上就让他知道任何一个小角落可能都有危险，每次穿过街道，他都先看一眼，然后迅速跑过去。第一次坐火车，那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和那些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怪物把他吓坏了，他们在到处抓人。幸运的是，如果给他们看那张黄色的卡片，他们就不会再理你。第一次在旷野里他就讨厌雪，那种残酷的寒冷让他走在路上脚冻得要命。第一次看见海，他觉得那是最最可怕的一种经历，好像是一个监狱，他就在里面向外看。
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船上，尤岱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才让他感觉好受些。只花了一天半时间，他们到了土耳其港口，但是他们等了七个月才得以离开那里。
为了获得签证，约拉·梅尔不懈地努力。那时土耳其是一个中立国家，很多难民聚集在港口，人权组织的咨询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每天英国都有名额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也拒绝很多犹太难民的涌入。对于在集中营中的屠杀，世界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即使像《伦敦时报》这么著名的报纸提到纳粹，只含混地说是“可怕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约拉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在街上讨饭，夜晚用自己的外套给小尤岱盖好。她尽量不用拉斯法官给她的钱。他们睡在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有时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旅馆，有时候是一个拥挤的红十字会门口，那里到了晚上，难民会占据每一寸地方，以至于早上你起来，如果发现你还是一个人占着一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奢侈。
约拉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和祷告。她不认识任何人，她只会说依地语＇3＇和德语，她拒绝说他的母语，因为那给她带来痛苦的记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早上她刚开始咳嗽的时候，她看见了血。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鼓足勇气，把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牙买加水手，那人在一艘飘着美国国旗的货船上干活。那船几天后就起航。水手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几百名在美国有亲戚的犹太人一起上了船，那些人因为有亲属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约拉死于肺炎，那是船到美国前的三十六个小时前。尤岱寸步没有离开约拉，虽然他自己也病着。他的耳朵严重感染使他的听力受阻，好几天耳朵都是堵着的。他的头就像一个装满果酱的桶，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像马飞驰而过，因此当水手大声叫他离开这里时，他没有听见。为了吓唬他，水手踢了他几脚。
“走啦！木瓜。他们在海关等你啦！”
尤岱还想抓紧约拉。可是那个水手——一个矮小的满脸疙瘩的男人——一把抓起他的脖子粗鲁地想把尤岱拽开。
“有人会来搬她。你滚吧！”
孩子使劲挣扎。他伸进约拉的兜里找着他父亲留下的信。约拉告诉过他很多次这封信的事。尤岱找到信，放进自己的衬衣里面。水手又抓住他，在可怕的日光下，尤岱只能离开了。
尤岱走下甲板，进到一个屋子。这里是海关。官员们都穿着蓝色的制服，坐在长长的桌子后面等着那些移民。尤岱发着烧，浑身哆嗦着，他排在队伍里。他的脚在他那双破鞋里像烧着了一样疼，他想逃走，躲进黑暗里。
最后终于轮到他了。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从眼镜后面看着他，那人长着一双小眼睛，嘴唇很薄。
“姓名和签证。”
尤岱看着地板，他不懂官员的话。
“我可没时间和你磨蹭。你的姓名和签证。你反应迟钝啊？”
另外一个有一撮小胡子的年轻官员走过来，想舒缓一下他同事的情绪。
“别上火，克莱德。他自己来的，可能不懂你说的话。”
“这些犹太老鼠知道的比你多。该死！今天这是我接待的最后一班船，最后一个人。我有一箱冰啤酒等着我享受。高德，你要是高兴你来对付这个小子。”
小胡子官员走过来，眯眼看着尤岱。他开始和尤岱说话，开始用法语，然后用德语，又换成波兰语。孩子还是看着地板不出声。
“他没有签证，而且有些呆。下班船我们把他遣送会欧洲。”那个戴眼镜的官员说。“说点什么啊，傻瓜。”小胡子官员屈身倾向桌子对着尤岱的耳朵叫。
开始尤岱什么也没听到。但是突然他的脑袋非常疼，好像被刺到了一样，很热的脓水从他耳朵里流出来。
他用依地语急促地大叫起来。
“警察！”
小胡子生气地看着他的同事。
“够了，克莱德。”
“无身份小孩，不懂任何语言，没有签证，驱逐出境。”
小胡子官员迅速地查找孩子的口袋。没有签证。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找到，除了一些面包屑和一个用希伯来文写的信。他检查看看里面是否有钱，但是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回孩子的口袋。
“他懂你的话。见鬼！你听到他说的名字吗？他也许把签证丢了。你不要把他驱逐出境，克莱德。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可还要至少耽误十五分钟。”
戴眼镜的官员长长出了口气，他放弃了。
“让他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让我能听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喝啤酒了。要是他不说，我就立刻把他驱逐。”
“帮帮忙，孩子。”小胡子小声说，“相信我，你不想回到欧洲死在那里的孤儿院里吧？你要说服这个人，告诉他外面有人在等你。”他又用自己唯一知道的依地语说，“家？”
尤岱嘴唇哆嗦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说了第二个词：“克翰。”
小胡子看着眼镜同事，舒了口气。
“你听见了，他叫雷蒙德。全名雷蒙德·克翰。”
凯因帐篷
跪在帐篷里的塑料厕所面前，他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呕吐，他的助手想让他喝点儿水，但是没用。老人最后忍住了恶心，他讨厌呕吐，虽然那样会让他暂时舒服些，可是会让他身体里的一切都精疲力竭。这是他灵魂的真实反映。
“你不知道这花了我多大的精神啊，雅各。你不知道啊，那个女人……跟她说话，看到我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在外。我实在不行了。她还想再来一次呢。”
“恐怕你还得和她多待一会儿。”
老人看着屋里尽头的吧台。他的助手看出了老人的企图，把不赞同的目光投向老人，老人把脸转向别处，叹了口气。
“人类真是充满矛盾，雅各。我们最终喜欢上自己以前最讨厌的东西。把我的故事告诉给一个陌生人让我如释重负。刚才一度让我感觉又和世界有了联系。我本可以骗她，或者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说，可是结果我却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正式采访。她不能发表。”
“也许吧。或者也许是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你觉得她会怀疑什么吗？”
“不会，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快成功了。”
“她很聪明，雅各。靠近了看她，她可能成为这次整个事件的一面魔镜呢！”
* * *
＇1＇ 白俄罗斯和曼哈顿：鸡尾酒名称。
＇2＇ 爱丽丝岛（Ellis Island）：在纽约州纽约港的岛屿。与自由女神像相邻。1892年1月1日开始，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从这里踏上美国土地，进行体检和接受移民官询问。现在是移民博物馆。
＇3＇ 依地语：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第二十五章 水车被炸
安德莉亚和医生的帐篷
安德莉亚从噩梦中惊醒。她还记得梦里浑身冒冷汗，是因为黑暗中的恐惧，她想知道自己在哪里。这个梦境反复出现，但是她总是不知道是什么。每次醒来她就忘了，只留下恐惧和孤独。
但是现在医生立刻就出现在她身边。爬到她的床垫上来，坐在她的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她。一个是害怕走得太远，另一个是不敢。安德莉亚轻轻哭泣，医生抱紧了她。
她们的额头相碰，然后是她们的嘴唇。
就像一个花了几个小时使劲上爬山坡的汽车，最后终于到了山顶，接下来就是决定性的平衡。
安德莉亚的舌头疯狂地寻找着医生的舌头，医生吻着她回应。医生脱掉安德莉亚的T恤然后用舌头追寻着湿润有些咸咸的皮肤。安德莉亚躺在垫子上，她不再感到害怕。
就像汽车从山顶冲下来，没有闸。
挖掘地，欧姆达瓦沙漠，约旦
2006年7月16日，星期日，凌晨1：28
她们仍然彼此靠着，说着话，这样待了很长时间。说一会儿就吻一会儿，就像她们不敢相信对方还在自己身边一样。
“啊，我说医生，你真是知道怎么照顾你的病人啊。”安德莉亚说着抚摸着医生的脖子，玩着她卷曲的头发。
“这是我誓言里虚伪的部分。”
“我还以为是希波克拉底＇1＇誓言。”
“我的誓言是另外一个词。”
“不管你怎么开玩笑，我还是会生你的气。”
“对不起我开始没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安德莉亚，我想谎言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还有什么是你工作的部分？”
“我的政府想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你不要再问我，因为我不会说的。”
“我有让你说的办法。”安德莉亚说，在医生身上爱抚着。
“我肯定可以扛住审讯。”医生小声说。
两人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医生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然后她把安德莉亚抱过来，对着她耳朵小声说：“加德娃。”
“什么意思？”安德莉亚也小声说。
“是我的名字。”
安德莉亚吸了口气，她很惊讶。医生感到很快乐，她抱紧了安德莉亚。
“你的秘密名字？”
“千万不要大声说出来。现在你是唯一知道的。”
“那你的父母呢？”
“他们都去世了。”
“对不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就死了，我父亲死在内盖夫＇2＇的监狱。”
“为什么他会在哪里？”
“你真想知道吗？这可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
“我的生活一直就是令人沮丧的，医生。听听别人的故事可能是个不错的变化。”
两人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海瑞尔还是讲起她的故事。
“我父亲是一个我们国家情报局的高级特工。一共只有三十个人。很少有人可以达到那个职位。我已经在情报局工作了七年，但我只是一个助理特工，最低级的。我现在三十六岁了，所以估计没有什么提升的机会。但是我父亲二十九岁就是高级特工了，他在国外做了很多工作，1983年他执行了最后一次任务。他在贝鲁特住了几个月。”
“当时你没和他在一起吗？”
“只有他去欧洲或美国时我才跟着他。那时候贝鲁特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对谁来说都不是个好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安东尼·福勒神父。安东尼当时要去贝卡山谷＇3＇营救几个传教士。我父亲非常敬重他。他说去搭救这几个人是他见到过的最勇敢的行为，而且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