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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点点头，呷了一口茶，沉吟一会儿，说：“对，有了，沈先生去年就对外讲已去日本，既然国内时局不允许你出门，那么干脆去日本休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也可在那里写文章的。”
茅盾一听，眼睛霎时亮了起来，心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到中国，都不用护照，十分方便。但自己不懂日语，恐怕到日本去生活有困难。“办法倒是个办法，不过我不懂日语。”茅盾说。陈望道忙说：“吴庶五到东京已有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和茅盾也认识。
“这倒好了，那么去日本的手续、兑换日元等，可能还要拜托老兄，我现在还无法出门去。”茅盾觉得去日本休息的办法可行，便请陈望道代为办理有关手续。
陈望道也爽快地答应了。陈望道又谈了些外界情况后，便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妻子下班回来，茅盾把陈望道来一起商量去日本休养的事，告诉孔德沚。
孔德沚一听，立刻表示同意，说：“这也好，你整天在家里，身体也越来越差，不如去日本休养休养。”
隔了几天，陈望道又到茅盾家，告诉茅盾，手续和船票，日元兑换，都办得差不多了。并告诉茅盾，“原来平民女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和你同船去日本，这样，你也有个伴。”
“噢，秦德君？她怎么也要去日本？”
茅盾感到有些突然、惊讶。
“她从江西经南京来上海，让我帮她找组织接关系去苏联，我劝她去日本，那里也有中共组织，可以从那里去苏联。所以，她同意去日本。”陈望道简单地说了一下秦德君的情况。
“这样也好，秦女士一起去，我们也可作个伴。”茅盾知道了秦德君的目的，淡淡一笑。
行期确定以后，孔德沚忙着替茅盾整理行装，把四季衣裳，一件件地理挺，放进皮箱里，又当着茅盾的面一样一样关照着，生怕茅盾在岛国受凉受冻。又关照茅盾一日三餐。絮絮叨叨，却一片深情。
七月初的一天，茅盾提着箱子，辞别母亲、妻子和儿女，在陈望道的指引下，偕秦德君女士悄悄地登上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小商轮。这条船没有客舱，床位也没有等级，只是船顶上有一宽敞的大房间，摆有十几个床位，每张船票二十五日元。
十人左右的乘客，除茅盾、秦德君外，都是日本人，只有秦德君是女客。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女士化名徐舫。
船在大海里航行，碧蓝的大海，万顷碧波，茅盾和秦女士日夜相处一起，望着这碧蓝的大海，碧蓝的天，海天一色，回忆起这几年的人生沧桑，政治硝烟，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似乎一种同是天涯沦落的孤寂感，涌上二人心头。望着波涛浪海，秦德君娓娓而谈，向这位昔日的老师、新出现的作家茅盾，诉说自己那凄苦的身世和坎坷的爱情婚姻。
秦德君于1905年出身在四川省忠县，是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之后。父亲是纨袴子弟，母亲是农家女，被秦家选美选进秦公馆，但在怀孕时，又被秦家扫地出门，秦德君出身在秦公馆门前的野地里。后来，秦德君和母亲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忠县读完小学，便去万县、成都读书。“五四运动”时，秦德君是成都第一批三个剪发的女子之一。“五四”以后，她被学校开除了，她便去了重庆。
在一次酒会上，她醉后失身于穆济波，当时她只有15岁。第二年，恽代英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教务长，她和穆一同去那里教书，并公开同居，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在川南师范，秦德君认识了胡兰畦，并成了好朋友。1925年，秦德君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做秘密工作。这时，原来熟识的刘伯坚从苏联回来，也在西安，当上了冯玉祥西北军的政治部主任。于是秦德君把两个孩子抛给在西安中山学院任教的穆济波，随刘伯坚出走，并怀上刘的孩子，1927年11月，生了刘伯坚的孩子。
1928年春，她带着女儿辗转南昌、南京，结果都因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破坏严重而未能接上关系，所以她又把孩子托付给东南大学的朋友，只身到上海寻找组织。孤身一人，哪里去找组织？她只好找到原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平民女校的老师陈望道。
茅盾听了秦德君的诉说，唏嘘不已。素来感情丰富的茅盾，此时也动了真情，他也向秦女士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奔波，这几年的奋斗，讲述自己在广州、在武汉的经历，也诉说自己对妇女解放，家庭婚姻的看法、感受。
也许是政治上共同的挫折，对生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的缘故，几天下来，两人内心已经掀起阵阵感情涟漪，而船上其他的日本客人，又视他们为“夫妻”，常常用日语称呼秦女士为“方太太”。船到神户，上岸接受海关检查，当海关人员检查完茅盾那箱子行李后，指着秦女士，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是你的夫人吗？”茅盾也顺水推舟，用英语回答：“是，是我亲爱的夫人。”
秦女士则微笑着点点头。海关检查官让秦女士随茅盾入关，连行李都不检查了。
茅盾踏上这异国他乡的土地，一股自由的感觉从心里升起，几百个日日夜夜，躲在阁楼里，埋首于纸笔之间，总算有了自由！他用年轻人的兴奋，挽着秦女士，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不久，一个身着西装的日本人过来和茅盾攀谈，当这个日本人发现茅盾不懂日语以后，忙改用英语，请教茅盾的大名。茅盾微笑着应酬这个日本人，把上船前就印好的“方保宗”名片递给他，那个日本人拿着名片看了一下，笑了笑，放进西装袋里，然后用英语问茅盾，东京有没有朋友，打算住哪儿，去哪些地方游玩。茅盾因为秦德君在身边，只是爱理不理地应付日本人的询问。
车到东京，陈望道的女友吴庶五已在车站迎接。秦德君住进吴庶五已经准备好的白山御佃街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则住进附近的“本乡馆”。不料，刚刚住进本乡馆；车上见到的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又出现在茅盾面前，像老熟人一样，用英语问茅盾，到这里，要不要帮忙？茅盾正要回答，忽见门口进来一个穿和服的熟悉的身影，并用中国话招呼茅盾，茅盾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年多不见的武汉时期的《中央日报》总编辑陈启修！陈启修见那个穿西装的日本人，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用日语向那个日本人说了几句，那个日本人笑笑，并向茅盾说了一句“打扰了，”便走了。
茅盾见是陈启修打发了日本人，十分惊奇，便问道：“这个古怪的日本人是干什么的？”陈启修笑笑：“他是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的便衣。”
“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茅盾觉得刚刚踏上日本土地，就被盯上了，不可思议。
陈启修笑道：“你还不算有名么？中山舰事件时你在广州，去年你在武汉，都是被人注意的目标之一，日本人的情报部门怎么会找不到你！他们一定有你的相片，大概你到神户时，他们就知道了。不过，不用担心，你来日本，如果是避难，没有其他活动，他们对你还是客气的。”
茅盾一听，舒了一口气。又问道：“你怎么认识他？”陈启修把自己刚来日本时的情形说了一遍。茅盾心想，原来如此。
到日本后，茅盾面临着生计问题。原本想学习日文由于生计问题他只有写作。
当他提起笔来时，脑海的人物故事便一个个地跃出来，尤其是那秦女士的生活，本身就是小说素材。去日本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自杀》，时间是7月8日。
由于和陈启修住在一个旅馆里，二人一起谈天，一起外出，陈启修便成了茅盾的翻译。有一次，二人去逛地摊，茅盾买了一本关于北欧神话的英文书，使茅盾的孤独有了一丝慰藉——可以借此消磨岛国的寂寞！寄出《自杀》以后，茅盾又写了《从牯岭到东京》的长文，对前段时间文坛上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来个答辩，表明自己的创作意图以及自己创作思想情绪，和对文艺的看法。
认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其次是读者对象问题，即阅读革命文艺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更清楚地说，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艺技巧问题。茅盾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牯岭到东京》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以后，立刻引来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的围攻。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称茅盾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自然，他们也不知道此时的茅盾，已是亡命日本。
冬天来了，岛国的冬夜是何等的漫长，冬天的雾更令人愁肠百结，茅盾写了不少从秦女士那里听来的故事小说，也从地摊上抱回一些神话书籍，关上门研究，晚上请陈启修给教日文，没有多少时间，背了50音图，会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在本乡馆住了5个月，“岛国冬长，晨起浓雾闯牖，入夜冻雨打檐，西风半劲时，乃有远寺钟声，苦相逼拶，抱火钵打瞌睡而已，更无何等兴感。”在这样的心情氛围里，茅盾和23岁的秦德君同居了。这时，在京都的老同事杨贤江来信，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说那里生活比较便宜，而且他们住的高原町远离尘嚣，附近有余屋可以出租。杨贤江原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学生杂志》，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大革命时期，被党派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革命军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于上年底带着新夫人和儿子到京都，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以研究教育，著述为主。杨贤江十分同情茅盾和秦德君的处境，因此，热情邀请茅盾他们去京都住。茅盾收到杨贤江的信，便和秦德君商量，二人都认为还是去京都好，或许那里可以静心创作，或许那里能圆秦德君的苏联梦。
1928年12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告别陈启修，双双坐火车去京都，在火车上，半年前的那个特高科便衣又来和茅盾攀谈。实际上是把茅盾移交给京都的特高科监视了。
到了京都，茅盾他们才知道，在京都避难的，除了杨贤江夫妇外，还有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周宪文夫妇，四川学生漆湘衡夫妇等。茅盾和秦女士住四号门牌的那套平房。隔壁三号是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夫妇，有一段时间三号四号合在一起开伙食，高尔柏夫人唐润英买菜，秦德君掌勺下锅。
对这个居所，秦德君和茅盾都有回忆。秦女士的回忆说：
“我和茅盾住的第四号门牌，建筑质量的低劣，看起来风吹得倒，东窗都是纸糊的，尽可夜不闭户，即使闭也无济于事。进门走道，是厨房，有煤气设备，最后是厕所；靠近厕所的是一间光线不太充足又潮湿的六铺草席的一间房，没有什么用场，只有空着，作为去厕所的过道。中间三铺草席的通道一小间，夜来我们把蚊帐挂在中间过道小房间的四个屋角的铁钉上，……
外面一间六铺草席的阳光好一些，屋檐下是过往行人的街道，道旁是樱花园地，每逢樱花盛开时节，抬头就看见日本国花。“茅盾对这个地方也有回忆：
“我的寓所离杨贤江的寓所有一箭之遥。这是面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