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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愿意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话里，有自己的影子。至于《文艺报》的问题，为了保护冯雪峰他们茅盾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责任。”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的表态文章。如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
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会反党？但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
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吗？……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分析的很深刻。“
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是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并写信给邵荃麟，请他出面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不要来向他催写稿子。
荃麟同志：
最近的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原因是“脑子病”（西医这样说，因其和一般神经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脑（开会、看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
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偃卧）
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
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1957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
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东北调查研究中，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外角度，指出业余作者的不足。
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那些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的规律。这一年的6月10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像老师一样，给与会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一片前辈心。
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了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他那浓重的桐乡口音，在演讲时还请了两个浙江籍的吉林大学学生郑启幕、翁方颐作记录，在这次讲话中，茅盾同样指导吉林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认识文艺与劳动的关系。在东北，茅盾还专门讲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
所以，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茅盾确实是尽心尽责。在这样轰轰烈烈、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茅盾处处以宣示文艺创作规律而奔走，确实难能可贵。从东北回京，茅盾在9月11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专门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这些材料表明，茅盾在大跃进年代里，并没有像反右时那样，称病拒绝写文章，而在此时，茅盾在困惑中，表示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努力想把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健康正确的艺术创作轨道上来，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一个五四老作家的人格和操行。
今天，尽管当时的历史印痕，无可避免地在茅盾的文章、讲话中体现出来。但从历史角度看，仍可作这样的历史解释。
茅盾对许多政治运动表示困惑，只能用曲折的方法表示。在他的现存的67本日记中，也表示出某种困惑。如社会上一些人对“改造思想”的庸俗理解，茅盾在1961年5月30日的日记中说：
“……每日早起洒扫，原亦不坏，至少可医便秘（恐怕这些劳动对改造思想未必有功，不但这些劳动，我曾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者，脸晒黑了，手粗糙了，农业生产懂一点，会一点了，嘴巴上讲一套，比过去更能干了，然而思想深处如何？恐怕——不，不光是恐怕而是仍然和从前一样）。矛盾之处在于清晨精神较好之时少读一小时的书了。”
这种困惑，茅盾只有悄悄地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偶尔流露。
1961年12月，茅盾偕夫人孔德沚去海南岛避寒，在困惑中寻找轻松。
从海口走东路，经万泉河、东山岭，到三亚市，后又经通什返海口，海岛风光，热带情调，给在繁杂的政治生涯中忙碌的茅盾莫大的慰藉。在当时他给海南文联等题的诗中，可以想见其心情：
海南之行
久闻宝岛大名，今始得畅游；从东路至鹿回头，居六日，又由西路回海口。观感所及，成俚旬若干，非以为诗焉，聊以志感耳。
海南颂
琼崖雄峙海南疆，气概峥嵘五指张。
公元一九又二七，红旗招展满山岗。
后来奋斗廿余年，星星之火已燎原。
日寇猖狂何足数，琼崖纵队力回天。
大军南下扫烟尘，宝岛从此归人民。
山容海色都非故，蕉雨椰风岁月新。
八茧之蚕三熟稻，地下蕴藏无价宝。
归侨有家今兴隆，热带作物争长雄。
敢为国防效微力，更因外贸奏肤功。
水坝高耸称第一，海底夺油资源阔。
八所吐吞万吨舰，英歌之盐石碌钢。
黎苗回汉同心德，十年建设费周章。
共产大道何荡荡，领导英明全赖党。
茅盾这首《海南颂》，也是时代之作，但其中无忧心情可见。1962年元旦，茅盾在通什这个充满温馨阳光的山城里度过，倍觉新鲜，同时也感叹时光的流逝，记元旦，写了两首诗，可以见其当时的心境：
（一）六二年元旦
莫向双丸怨逝波，只愁岁月等闲过。
读诗渐少多读史，不为愚忠唱挽歌。
（二）六二年元旦访通什
花鸟山城庆岁朝，州名自治汇黎苗。
千年合亩公社化，三级分劳干劲高。
敢作非缘蚺胆助，争雄全仗赤旗招。
树人十载宏观在，化雨春风多冶陶。
这在当时，确是难得的日子，据说，茅盾夫妇的海南之行，是自费的。
新中国的多难，政治风云起伏，茅盾经历了许多连想都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身在位上，既困惑，又无奈。
第三十一章和平的文化使者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为首任文化部长，对外的文化交流，作世界和平的使者，自然成了茅盾这位文化部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0月23日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至1962年7月1日去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为止，共出国16次。其内容是争取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两大类，因此，茅盾在文化部长任上，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人类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较为辉煌的一个方面。也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的文化使者。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整顿社会秩序，制订新的秩序方针政策，使一代开国元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自然，茅盾也不例外。待新中国万业待兴的工作稍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