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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女子或随口吟唱，或自度词曲，莺声燕语，争奇斗艳，展示了山川灵气所赋予的兰心蕙质。有意思的是，四个才女分别是四川和江南各占一半。宋高宗曾感叹：“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如果把这个“士”改称“才女”，也是可以成立的。
“蜀女多才”是古人经常说的话。《鉴戒录》说：“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蜀中自古就出才女，卓文君白头吟怨，王昭君琵琶抒恨，薛校书花笺赋别，黄崇嘏男装酬志。五代时两徐妃能作宫词百首，花蕊夫人更是名动天下。降至宋代，江南文风大盛，但四川犹能与之分庭抗礼。开头提到的四个才女也能体现这一情况。而且两地才女有着不同的气质，以陆游身边的女子为例，唐婉唱和陆游的《钗头凤》柔婉哀艳，自是传颂不绝。而陆游在四川的时候还有一妾，有一次陆游回来晚了，见她不高兴，忙陪笑哄她，她却作了一首《鹊桥仙》回应：“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纯用口语，轻快俏皮，别具风味，让人忍俊不禁。虽然与唐婉的词风格迥异，但也可以并立千秋。
然而到了明代，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明代开始，才女层出不穷，蔚为大观，闺媛、名妓争先恐后地涉足文学，成为近古文学一道新艳的风景线。考诸明代才女籍贯，我们会发现，她们十有八九都出于江南，尤其是环太湖的苏州、湖州、常州等地。有明一代，无论经济，抑或人文，真是名副其实的“地陷东南”！而过去号称女子多才的蜀地，却找不出几个才女来，杨慎的妻子黄峨几乎就是唯一的亮点。
因明代四川文化本身就大大落后于江南，与之对应的才女稀少，似乎也并不奇怪。真正奇怪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人却依然津津乐道于蜀女多才。绍兴徐渭作杂剧《女状元移花接木》，写成都女子黄崇嘏女扮男装做官扬名；苏州李玉作杂剧《眉山秀》，写苏小妹与秦观争才；绍兴孟称舜的杂剧《娇红记》，写眉州通判之女王娇娘和成都表哥申纯的爱情，更是被列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如果说，他们还主要写明代以前的蜀中才女，那么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则直接对明代四川才女进行评述：
〖“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子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别处，岂非大段怪事？”〗
按照他们的说法，明代蜀中才女应该很多，可实际情况是，今天流传下来的明代四川女性文学作品非常少，完全不能和江南相提并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文人说话往往不经大脑，那些江南才子道听途说，夸大其词，把蜀女多才现象加以了渲染；另一方面，可能是四川离全国统治中心比较偏远，地理上的闭塞，使很多女子的名字和作品湮没不存。四川历代知名文人数量在全国比起来都不多，但质量却很突出，其实，如果没有数量上的规模，是不可能有质量上的出类拔萃的。那些让世人惊叹的蜀中文豪，都是走出盆地才名扬天下的。没有走出盆地的四川文人则不为世人所知。而古代女人深居简出，“可怜不遇知音赏，零落残香对野人”，更容易被埋没。明清之际的战祸也使四川明末之前的典章文物扫地一空。在张献忠肆虐蜀地的时候，川东就有女子以极快的速度在壁上题写长诗表志，在那乱世长夜中留下了一抹稍纵即逝的灵秀之光。
从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家庭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似乎应该存在过一批才女的。杨慎的母亲黄氏就知书能文，在杨慎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他作诗；杨慎的原配张氏也能诗。张氏逝世后，杨慎续娶黄峨，更是成了明代著名的才女。正如前所说，没有数量上的规模，也不会有历史上的巧合，不可能明代四川仅有的才女就偏偏让杨慎遇到了！只能说，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战祸的影响，很多闺媛芳名和作品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中了。黄峨几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尤其值得珍惜。
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人，是工部尚书黄珂的女儿。杨慎是在原配张氏去世后娶的黄峨，而黄峨出嫁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了，在古代可谓少见的晚婚。新都杨家老宅有一株石榴，夏季一树繁花，艳丽无匹。黄峨由石榴不开于春季而盛于夏季，想起了自己迟迟才婚嫁的经历，于是写了一首《庭榴》：
〖移来西域种原奇，第一绯英上苑枝。
不到秋深丹结实，独于夏午艳垂枝。
已嫌桃李开何早，略笑芙蓉发亦迟。
万点落霞明照眼，彩衣金屋正相宜。〗
字里行间流动着一个新婚少妇的自信与喜悦之情。杨慎和黄峨志趣相同，琴瑟和谐。文人夫妻唱和酬答一直被传为佳话，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夫妻在历史上却寥若晨星。明代夫妇均有作品流传于世的，只有杨慎和黄峨、林子羽和张红桥、叶仲韶和沈宛君、沈君庸和张倩倩等几人而已。而杨黄二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杨慎被称为“明词第一”“当代词宗”，黄峨则在《明词综》里的女性作者里占有突出的地位。后来的徐渭就非常羡慕杨慎夫妇一个“著述甲士林”，一个“才艺冠女班”，甚至因此“深愧夫余妇之憨戆”。徐渭因此将黄峨作品刊行于世，“并愧夫海内之妇之憨戆者”。徐渭以五代时的四川才女黄崇嘏为原型创作杂剧《女状元》，不知是不是也是因黄峨有感而发？
他们夫妻俩的生活在“大礼仪”之争中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变故。杨慎被廷杖后贬谪云南。夫妻俩从北京乘舟南下，一路相依相伴直到湖北江陵。在那里他们不得不分手，黄峨独自回蜀，杨慎孤身南迁。风烟散尽，江涛呜咽，两人执手江边，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杨慎写了好几首诗词记述当时的情景，如《江陵别内》写道：“同泛洞庭波，独上西陵渡。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佳期在何许，别恨转难平。”黄峨也填了一首越曲《斗鹌鹑》：
〖分手东墙，送君南浦。
目断行云，泪添细雨。
载恨孤舟，戛愁去橹。
厮看觑，
两无语。
当时也割不断那样恩情，
今日个打迭起这般凄楚。〗
这一次唱和，也就奠定了黄峨后来的创作路子。黄峨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曲词占了大部分。徐渭读后，惊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甚至这个轻狂自负的江南才子公开表示“余为之左逊焉”。黄峨的曲词，几于无篇不佳，《黄莺儿》（积雨酿轻寒）更是传遍海内，脍炙人口。王世贞声称，杨慎收到这篇作品之后，又仿效赵明诚的作法，连和了三首，“皆不及也”。于是杨慎半是惭愧半是得意地写诗说：“易求海上琼枝树，难得闺中锦字书。”
然而《曲律》卷四“杂论”却对《黄莺儿》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议论，说“恨无闺阁婉媚之致，余疑为升庵代作”。且不说拿有无“闺阁婉媚之致”来决断是否为女子所作很机械可笑，就黄峨而言，她本身就性情严整，闺门肃然，杨慎也非常敬惮，她的作品是不会去故作婉媚之致的。况且黄峨在新都老家主持家务，长夜无眠；杨慎在永昌谪所屈指归程，度日如年。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里，黄峨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仅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媚态柔姿，而且诗不多作，作了也不存稿。即使家族里的子侄辈也很难看到。所以黄峨和历史上的才女一样，传世的作品并不是特别多。但仅她寄给杨慎的一些长句小词，就已经博得艺林传诵，足可名垂芳史。
黄峨和杨慎在江陵分手，杨慎黯然去了云南。一年后，杨慎得知父亲杨廷和生病了，立即奔赴家乡，用了十九天时间赶回新都。杨廷和与黄峨见到杨慎，顿时喜从天降。杨廷和心情快慰，病也很快痊愈了。杨慎在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云南的时候，杨廷和让他把黄峨一同带走，以便照料他的生活。于是黄峨也随同入滇，两人于远在天末的地方，做一对无拘无束的逍遥夫妻，若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又何必做官，甚至不用返乡，可以在历史上书写一段最奇妙最美丽的佳话。
后来，杨廷和去世，杨慎和黄峨回蜀奔丧。杨廷和曾贵为“定策国老”，但“大礼仪”事件余波所及，退休家居的杨廷和也被革职为民。他去世后，黄峨考虑到皇帝性情难测，力排众议，用庶人礼安葬了杨廷和。后来果然有人想趁机再度中伤杨家，多亏黄峨的先见之明，使小人终于无机可乘无从下手。
杨家是个大家族，杨慎又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杨廷和去世后，杨慎在家住了几个月，把黄峨留在家乡主持家政，自己孤身回到云南。虽然此后杨慎还不断返乡探亲，但毕竟和黄峨聚少散多了。锦江梦残，古僰道远，一年又一年的怅然南望，绿窗下，竹几上，只有寂寞的云根笔和清冷的薛涛笺陪伴黄峨度过无数不眠之夜，织就了长长的相思。
花开花落，春去春回，杨慎和黄峨在期待和思念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然而嘉靖皇帝至死也不肯原谅杨慎，作为明代在位和寿命都较长的皇帝，他的相对长寿，却成了杨慎夫妻的宿命和悲剧！到后来，杨慎早已不求做官，只求返乡。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办法，即依照法律，“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由于杨慎与黄峨聚少散多，黄峨又体弱多病，一直没有子嗣。在年近半百的时候，为了早日还乡，杨慎只好先后娶了云南人周氏和北京人曹氏，两个妾室各为杨慎生了一个儿子。但直到最后，以子代役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反倒两妾和大儿子同仁都先于杨慎去世，给杨慎晚年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杨慎和黄峨也是在当时算相对寿命较长的，都活了70多岁，可以说，完全是永远团圆的梦想在支撑着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黄峨笔下的句子成了他们夫妻命运的写照。杨慎最终孤独地病逝于谪所。黄峨闻讯后没有被击倒，甚至没有哭，没有喊，而是用一种不寻常的冷静面对现实。她竟然坚持“徒步奔丧”，顽强地走到泸州！到了杨慎灵柩前，黄峨仿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章，哀礼备至，此时才痛痛快快地发声大哭，闻者无不泪下。时人都认为，相比杞梁之妻（孟姜女），黄峨徒步迎柩，名震四方，更贤淑，更坚强，也更悲壮！再不用无望地等下去，也不用对这个乖戾的社会抱以希望，黄峨扶送棺柩，携带杨慎妾曹氏留下的孤儿宁仁回到了新都老家，把杨慎葬于其祖父杨春的墓旁。
前人叹息：黄峨既贤淑又通文艺，兼有孟光和易安之长，可惜命运的作弄，使她未能尽展其才。穆宗皇帝即位后，杨慎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黄峨也受封，但这些虚名对心如古井无波的黄峨来说又有何价值？宁仁的儿子都能应门奔跑的时候，年迈的黄峨有一次回娘家遂宁探亲，侄孙七人想带她去附近的广德寺散心。黄峨坚持不去，说：“我虽然老了，出行无所谓，但我毕竟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