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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绝五年后，这份奏章使王朝知道班超还在坚持并控制着相当大的地域，汉章帝感到鼓舞，派出一千名援军支援班超，这些人由班超的同情者徐干率领，有些是义勇兵，有些是罪犯。
援军壮大了班超的军力，这是他所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他只能依靠西域各国的军队打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现在他可以拔除插在疏勒和于阗之间的钉子——宿敌莎车了。
可是，正当他率领各国联军向莎车进攻时，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在康居的诱惑下背叛了。葱岭之外的康居人也前来援助叛军。三面受敌，班超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次他又使用了外交手腕，重金贿赂大月氏出面，说服康居退兵，忠的部队也随之退往康居。几年后，忠回到疏勒，企图夺回王位。为除掉班超，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可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忠输掉了这场游戏，被班超杀死。
忠的背叛使班超明白他的功业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缺少可靠的同盟，缺少足够强大并服从的军队，唯一的指望是汉朝皇帝的信赖——而这一希望也正在受到威胁。
一个胆怯的使节为了躲避危险，编造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不思报效国家的谣言。（这倒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一些了解班超的感情生活——显然，这个“爱子”就是后来他事业的继承者班勇，而“爱妻”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疏勒或于阗人，或者是那些被他征服国家的战争俘虏。）幸好，当朝天子章帝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位贤君，他驳斥了这个使者的谣言，并把他派到班超手下效力。班超并没有惩罚这个谣言制造者，而是又把他送回京城。他对属下解释：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如果留这么个败事有余的人在身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尽管他以宽容解决了这次危机，但是为了堵住朝廷内部对他的的诽谤，他不得不赶走了妻子，他生活中极少的温情也被剥夺了。他只能是战无不胜，令人生畏和无懈可击的。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
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后人评论：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他的汉人直属部队最多时也不足两千人，他只有依靠西域各国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会是永久的和无条件的，他不能失败，甚至不能为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他必须更多凭借计谋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很少通过惨烈的战斗打击敌人，而是不惜屡屡使用诈术，但他又必须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在战争中他和他的骨干部队冲锋在前，而在分配战利品时对各国十分优厚，这使他的勇猛、智慧和公正赢得各国军队的尊敬。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征服和胜利。他巧妙地设计打败强大的敌人联军，攻陷莎车，威震西域。
班超的胜利使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的大月氏感到不安，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要求迎娶汉公主。在班超看来，“和亲”是一件屈辱的事，他甚至没有请示朝廷就回绝了要求，大月氏以此为借口，出动七万大军向班超发动攻击。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结仇并不符合汉朝的利益。班超没有正面迎战，而是坚壁清野，并出奇兵截断了龟兹支援大月氏的粮道。得不到给养的大月氏军陷入困境，只好谢罪请归。这场不战而屈人的胜利使班超的声望达到顶峰。一直与汉朝作对的龟兹难以继续抗拒，向班超投降。班超因其平定西域的功绩被任命为新的西域部护。他将都护设在龟兹，命令他的助手长史徐干镇守疏勒，使这两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安定下来。
现在，他终于可以着手消灭匈奴的最后三个仆从国——焉耆，危须和尉犁。二十年前，正是这三个国家杀死西域都护，使汉王朝蒙羞。到了它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班超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焉耆。
联军涉水突破三国的沼泽地带的防御阵地，包围焉耆。为了避免惨重的伤亡，班超再一次使用诈术，俘获三王，将他们押到过去都护罹难处斩首，人头送往洛阳报捷。联军在三国掠抢十天——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班超部队的唯一暴行，这不太可能出于班超的本意，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是对三国为敌多年的惩罚，也许是他必须以此作为对各国的酬劳。等这场浩劫终于结束，班超在此驻留半年，直到秩序恢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已经全部在汉王朝的统率之下。第二年，汉皇帝下诏表彰班超“出入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的丰功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封侯万里”的预言成为现实。
班超的雄心未必至此为止，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远方。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向远在天边的大秦——古罗马帝国派出自己的使节。
使节甘英跋涉万里，穿过中亚辽阔的土地，直至地中海东岸。可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这位勇敢的旅行者退缩了。在听取安息人关于航行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报告后，甘英决定返回。
这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成为现代学者们不休的话题。也许是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之路巨大的中转利益而故意设置障碍，也许是漫长的跋涉使甘英感到厌倦，也许是久居中原的汉人对海洋的天生隔膜，也许大秦真的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再相信真的可以到达……人们设想，如果东西两大文明在那时相遇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片现代人看来只是一个“洗澡盆”的并不宽阔的海阻挡了。
也许甘英在归途中会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忐忑不安，然而此时班超已经不会怪罪他了。他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和多年征战的伤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变得疲惫和柔弱，一直渴望远方的眼睛开始回望故乡。
他再次向皇帝上奏，说衰老和病弱使他已无法履行职责，他还表示了对中原和亲人的思念。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回到故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求生入玉门关。”在奏章的最后，他请求允许幼子班勇随外国使臣入京，让这个生长异域的年青人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中的君臣，班超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离开洛阳已经太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没见过他。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就是西域的一部分，就像雪山或沙漠那样，理所当然地将永远存在下去。
现在，他们才醒悟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也会衰老，并且已经衰老。年轻的皇帝很受感动，但他害怕没有班超的西域又将陷入混乱，于是班超不得不又等待了两年，在他和家人一再请求下，他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班超告诫他的继任者任尚——一位在与羌人作战中功勋卓著的将军——西域民情复杂，易散难聚，而他能依靠的部下又往往是些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不要过多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制造矛盾，苛刻和严厉不如公正和宽容更有效。
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
〔文／残阳下的菊花〕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一代枭雄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羌族首领姚襄。迢迢洛水，夏日炎炎，他正值豪情万丈，志在恢复中原故土，登上大船的高楼，面对着满目创痍的河洛大地，不禁发出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幕僚、记室陈郡人袁宏辩护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王夷甫就是西晋时的太尉，大名士王衍。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十分尖锐和刻薄的，日后，后世皆以王衍清谈误国。袁宏为王衍辩护，桓温脸色为之一变，恐怕胡子都直了，生气地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大为失色。桓温枭雄本色，尽显无遗。
也由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桓温喜欢把过错推委到别人身上，既然大将军志在恢复中华，就应该奋起一搏，消灭胡虏，而不应该在此聊发感慨，以今非古。后人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无处望神州，桓元子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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