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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早就把二等兵麦克·马丁视为一块当军官的料。一九八一年他去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参加短期进修，回来时便成了一名少尉。如果他认为荣誉在等待着他，那么他完全想错了。
伞兵团下面有三个营，马丁被分配到第三营。当时，三营正驻扎在奥尔德肖特，处于“企鹅模式”。
每九年中的三年，或每三次拉练中的一次，这个营的士兵都要卸下跳伞装备，坐上卡车，当普通步兵。伞兵们都不喜欢“企鹅模式”。
马丁作为一名排长，被分配到了新兵排，去训练新兵们经历他自己经历过的那些磨难。他也许会作为一只“企鹅”一直在三营待下去，多亏了那个遥远的加尔铁里将军。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将军入侵了福克兰群岛。三营接到通知，要随时做好开拔的准备。
一星期之内，在誓不屈服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的命令下，英国军方组建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南大西洋。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南半球的冬季，伴随着纷飞的雨雪和汹涌的海浪。
马丁一行人乘坐着“堪培拉”号客轮南下，中途在常年刮风的荒凉的阿松森岛作了一次休整。其间，他们等待着最后的外交努力，说服加尔铁里将军将阿根廷部队撤出福克兰群岛，或撒切尔夫人把英国特遣舰队撤回去。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外交努力宣告失败。在远征特遣舰队唯一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的庇护下，“堪培拉”号继续南下航行。
随着局势的发展，英军明白登陆战势在必行。马丁和战友们乘直升机从“堪培拉”号过驳到一艘登陆舰上。客轮上的优越条件和文明生活结束了。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马丁他们由“海王”直升机接驳时，其中一架“海王”坠海了，带着十九名特别空勤团战士一起沉入了海底。这是特空团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夜晚。
马丁率领三营的三十名战士在圣卡洛斯海域登陆。这里距主岛的首府斯坦利港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但正是这个原因使阿根廷军队对此地放松了守卫。伞兵和海军陆战队战士们一起开始冒雨急行军，穿越湿淋淋的泥地向着东方的斯坦利港进发。
他们的行军背包里装备了所有用品，重得像是背着一个人。空中出现了阿军的一架“天鹰”战斗机，似乎在向海滩俯冲，但阿根廷人的主要目标是海岸附近的英国舰船，而不是地面的人员。如果船被击沉，那么岸上的人也完蛋了。
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寒冷、连绵不绝的冰冷雨水和光秃秃的没有树木遮掩的地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朗顿山。
三营在山脚下一座叫埃斯坦西亚的孤独的农场里稍事休整，并做好了战斗准备。那是六月十一日与十二日之间的夜晚。
原本他们打算来一次静悄悄的夜间奇袭，但不幸的是，米尔恩下士踩响了一颗地雷。此后就热闹了。阿军的机关枪开火了，照明弹把山头和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三营可以跑回去寻求隐蔽，或者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去夺取朗顿。最终，他们夺取了朗顿，付出的代价是二十三名战士阵亡，四十人受伤。
这是麦克·马丁第一次真刀真枪地参加战斗，子弹在他的耳边呼啸，战友们在他的身边倒下。他感觉到舌头上有一种奇怪的金属味，那是恐惧的味道。
但他毫发未损，而他那个三十人的排，包括一名军士和三名下士在内，共计六人阵亡，九人负伤。
守卫在山梁上的阿军士兵，是被强制征募入伍的。富人的孩子可以设法免除兵役，穷人家的孩子可不行。这些小伙子想回家，他们讨厌这里的雨水、寒冷和泥地。他们已经从军营和工事里撤出，踏上了返回斯坦利港的路。
黎明时，麦克·马丁站在山梁上，眺望着东方的斯坦利港和朝阳，再次想起了已经遗忘多年的先辈们的神灵。他向他们感恩祈祷，并发誓永世不忘。
当十岁的小孩麦克·马丁在巴格达市沙顿区的花园里奔跑雀跃、引得父亲的那些伊拉克朋友感到欣喜之时，在一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一个男孩诞生了。
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通向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道路以西，坐落着白山山脉，其最高峰是托拉博拉。
从远处看，这条山脉像是分隔两个国家的一块巨大的屏障，山上荒凉、寒冷，山头终年积雪，到了冬天整个山区都是白雪皑皑。
白山在阿富汗这一侧，而萨费德山则在巴基斯坦那一边。清澈的溪水裹挟着融化的雪水从白山流入贾拉拉巴德周围肥沃的平原，形成了许多山谷平地、可种庄稼的田地、种水果的果园和养山羊的牧地。
这里的生活很艰苦，由于生活资源短缺，山谷里的村庄都很小，很分散。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就是普什图人，旧时的大英帝国就知道他们，畏惧他们，称他们是帕坦人。那时候，帕坦人以险要的地势为屏障，用包黄铜的长筒毛瑟枪——“火铳”作战，每个人的枪法都很准，简直可与现代的狙击手媲美。
英统印度时期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只用四句诗就描绘出了山地人对那些英国斥巨资培训的军官们来说，具有何等致命的威胁：边防戍所的混战，
在黑暗泥泞中征行，
两千英镑的训练，
陨于十卢比的火铳。
一九七二年，在其中的一片山谷平地上，有一个叫马洛柯的小村子。与所有类似的村庄一样，它也是以创建村子的早已过世的勇士命名的。村里有五座砌着围墙的院子，居住着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每座院子大约住着二十口人，村子的族长叫努里·汗。在一个夏日的晚上，男人们都围坐在他家院子的篝火旁，喝着一种不加糖和奶的热茶。
与所有的院子一样，住房和牲畜棚的墙壁就是围墙。桑木柴禾的火焰烧得很旺，远处太阳正在西沉，黑暗慢慢降临山区，虽然是盛夏，夜晚也带来阵阵凉意。
在女眷居住区，说话声都是很低沉的，但如果有一个声音特别响，那么男人们就会停止他们愉快的交谈，等待着消息传过来。努里·汗的妻子正怀着她的第四个孩子，丈夫祈求真主赐给他第二个儿子。这里的风俗就是要有儿子——年轻时能够放羊，成年后能够看管院子。努里·汗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火焰照亮了那些长着鹰勾鼻和留着黑色大胡子的脸庞。这时候，接生婆从阴影中匆匆走了出来。她在父亲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于是他那红脸膛上绽开了欢快的笑容。
“好啊，我生了一个儿子！”他叫道。他的那些男性亲戚和邻居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欢呼声和步枪朝夜空射击的爆裂声。人们互相拥抱、庆贺，感谢仁慈的真主赐给他的子民一个儿子。
“你给他起什么名字？”附近院子的一个牧民问道。
“用我祖父的名字，伊兹玛特，愿祖父的灵魂永久安息。”努里·汗回答说。这样，过几天就会有一位伊玛目来这个村子，主持起名仪式并实施割礼。
这个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该蹒跚学步时，他就摇摇摆摆地走路；该奔跑时，他就自由地奔跑。与农家男孩们一样，他想做大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五岁时的夏天，他就帮家里赶着羊群去高山的牧地放牧了。而妇女们则去割草，为牲畜的过冬备足饲料。
他渴望脱离在屋子里与女人为伴的生活。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事就是他终于被允许坐到篝火旁的男人圈里听故事，倾听仅仅在一百五十年前，普什图人如何在这里的山区打败红衣服的英国人，好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他的父亲是村里最富的人，是通过这里唯一的方法致富的——饲养奶牛、绵羊，放养山羊。这些牲畜，加上精心的管理和艰苦的劳动，能为家人提供肉、奶和毛皮；小块的玉米地能使家人吃上粥和面包；漫山遍野的桑树和果园还能带来一点水果和坚果。
出生后的八年时间里，伊兹玛特·汗从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因为没有必要。五个家庭合用一座小小的清真寺，并在星期五相约去做祷告。伊兹玛特的父亲很虔诚，但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也绝对不是狂热分子。
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称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显然名不副实。在苏联的大力扶持下，政府由共产党领导。在宗教方面就显得怪异了，因为居住在荒野里的人们在传统上是虔诚的穆斯林，对他们来说，无神论意味着真主是不存在的，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样传统的阿富汗城里人则较为随和——狂热的浪潮是后来才席卷他们的。妇女也能接受教育，很少有人戴面纱，唱歌跳舞不但允许而且还很流行，可怕的秘密警察关注的是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不是宽松的宗教活动。
马洛柯村有两条路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其中，那条小路是由库奇民族的游牧民赶着骡队、载着违禁品开辟出来的，以避开通向开伯尔山口的那条大路，因为大路上有巡逻队和边防军，严密监视着巴基斯坦帕拉奇纳镇的边境一带。
库奇人为他们带来来自平原、城镇、遥远的首都喀布尔以及山谷外面世界的消息。此外，村里还有一台收音机，是那种珍贵的老式机子，每次开机后都会发出一阵咝咝啦啦的乱响，接着冒出他们能够听懂的语言。那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节目，向普什图族人进行非共产主义的宣传。那是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时代。然后苏联人来了。
对马洛柯村来说，谁对谁错他们都无所谓，也不怎么关心。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共产党总统已经得罪了苏联老大哥，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村民们关心的是，苏联的千军万马从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渡过阿姆河，穿过萨朗山口，攻占了他们的首都喀布尔。这已经不是伊斯兰教与无神论的对抗了，这是侮辱。
伊兹玛特·汗受过的教育非常有限。他已经学会了用《古兰经》做祈祷，尽管使用的是他不懂的阿拉伯语。当地的伊玛目并不常驻在村里，所以通常是努里·汗主持做祷告，他还教村里的男孩们基本的读写，但仅限于普什图语。是努里·汗教给了儿子普什图规则，也就是普什图人的生活规则。荣誉、好客和受侮辱时的复仇，都是这个规则的内容。现在莫斯科已经侮辱了他们。
山区人首先开始抵抗苏军。他们自称为“上帝的勇士”，即穆斯林战士。但山民们需要召开一次大会，以决定该怎样抵抗，由谁领导。
他们对于冷战一无所知，但现在他们得知他们有了强大的朋友——苏联的敌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敌人的敌人——首先是邻国巴基斯坦，其领导人是原教旨主义的独裁者齐亚·哈克将军；哈克将军还与一个叫美国的信奉基督教的超级大国结了盟，还有美国的朋友英国——山民们曾经的敌人。
食髓知味。经历过战斗行动之后，麦克·马丁已经喜欢上了战斗。后来他又去北爱尔兰对付爱尔兰共和军。那里条件很艰苦，而且危险性很大，后脑勺随时可能挨上一颗狙击手的子弹，同时，巡逻任务也枯燥乏味。因此他想跳槽，换一个部队。他于一九八六年申请加入特别空勤团。
特空团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