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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虽然是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往事，早已随风而逝烟消云散，但对今天生活着的每一鲜活的个体生命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人类并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而是从远古一步步地发展进化而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转折，无论多么久远，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或隐或显地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绵绵长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总之是从呱呱坠地的那一时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
“活”在我们置身的现实之中，现实便是的浓缩与延伸。积淀的成果是，赋予人类语言、习俗、信仰、工具等方面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从脱胎而来，自第一声长啼开始，就有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我们的人生。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阶段，都包蕴着相当密集而丰富的信息与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价值与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尽管已经发生的一切无可更移，尽管的影响相当深远，但并不等于我们只能戴着沉重的镣铐在的阴影与宿命下蹒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内在潜力，以史为鉴，创造超越往昔的新的。于是，正确地认识，对今天生活着的我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人们谈论时，常免不了提出多种假设：要是没有某某人物出现，要是没有某某事件发生，要是朝另一个方向稍微一拐，那么，我们今天的现实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其实，这种种假设，便是的偶然性。偶然往往通过某些代言人予以体现，这些代言人便是人类的强者，的弄潮儿——伟人、英雄与豪杰。
透过纷繁驳杂的偶然表面，在的内里，又分明贯穿着一条清晰可现的脉络，一种颇富意味的规律——这便是的必然！
偶然与必然相互结合，才显出它的汪洋恣肆与斑斓多彩。
基于以上认识，我开始了《的刀锋》一书的构思与创作。
对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史经过一番爬梳剔抉，我从“改变”这一角度，选取了十一位对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周文王、吕不韦、秦始皇、刘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一些被“上帝”选中的“代言人”，那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上帝正是通过他们拨动了的转盘，不仅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改变着的昨天与今天，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前途与未来。
我将选取的十一位人物还原于当时复杂纷纭的舞台，置放在整个人类漫长的长河与广阔的空间，以当代全新意识，对他们的时代背景、生长环境、独特经历、复杂心态、人格力量、智慧经验、功过是非、影响等进行观照比较、透视研究。
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相当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翻阅、研读、掌握大量的资料，还得拥有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多学科多领域的丰富知识才行；除了纵向描述外，还得进行横向的中西比较；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代言人大多都是中国上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他们的行止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好些都能耳熟其详，我非但不能重复前人的话语，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独特描述与深刻感悟才是。
我选取十一位古代人物，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叙述这些显赫的个体，而是以他们为载体，对中国进行方方面面的描写与反思。
我以周文王及其推演的《周易》为本，探讨中国之源，正是一册薄薄的《周易》，改变了古代发展轨迹，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基质；以秦始皇为线索，侧重于他对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奠定与作用；以刘邦的胜利说开，状写其流氓行径及怀柔政策上升为民族的主流话语后对国民性的改造；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入手，论述专制如何与政治专制合谋，对民族激情、活力、智慧、创造的残酷扼杀；以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动接受中原先进为契机，论述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及中华民族那令人肃然生畏的内在同化力与凝聚力，即使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难同化的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也能使他们如落入沙漠的雨滴般与汉族农耕融为一体；通过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一封建人治盛世之巅的描述，探讨中国的土壤能否自发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外来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长成参天大树；从宋太祖赵匡胤由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胜重负展开笔触，追寻北宋军事何以一误再误，并导致中原从此积贫积弱，成为少数民族逐鹿的广阔战场；以农民皇帝朱元璋的狭隘变态为由，写他如何用管理农业的方法治理国家，遏制商品经济之苗，将整个中国农业化，使得古代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与同时期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偶然在进程中固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环境、气候、种族、时代所决定的必然性像一条红线，总是那么突出地贯穿于古今之中，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呈螺旋状态势向前行进。中华文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形成独具一格的亚细亚文明系统，与以古希腊为源的西方文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其优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间的纵横比较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具体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与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
《的刀锋》不是学术论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系列散文，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水平稍低的读者可以了解人物、故事，获得一定的中国古代知识；较高的读者则可领悟蕴涵其中的思想，对中国怎样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的刀锋，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等重大命题，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与启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传统的“上帝之手”一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涵“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我第一次接触《易经》，除了陌生茫然，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不知怎样来阅读它理解它破译它，只有借助注家们的解释与诠说。看得多了，注家们不仅大同小异，更多的则是自己都没弄懂就来装模作样地指手画脚，还有的则是自己钻了牛角尖走入迷潭进了死胡同之后又来误导读者。
要想深刻地认识理解某一事物，抵达本质进入胜景，除了前期必要的 引导外，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