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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恭亲王驱逐翁同龢与告诫康有为的两个口头遗嘱真实性如何，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刘．翁、康之类玩嘴上虚功夫的人，是有足够警惕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翁同龢已经表露了对康有为的极大支持，多次表示赞同康有为等提出的“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休克”疗法，而这将导致国家机器的重建，“休克”将完全可能造成大而积的瘫痪和崩潰。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被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了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
全死方忠
恭亲王身后得到的哀荣，是不同寻常的。
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謚號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是掰了近三十年手腕的老对手，恭亲王在政治上的三次大崩盘，除了第一次之外，都与慈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作为大权在握的“老二”，恭亲王永远都是最高权力的最大威胁者。只要看看不绝于史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血腥的宫廷阴谋，就会明白，对于恭亲王既利用，又防范，绝非出自慈禧太后神经质的多疑，而只是一种权力的常识而已。“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謚號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下岗在家十年，恭亲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古刹戒台寺。寺内有棵“卧龙松”，驰名京师。若干年后，恭亲王之孙溥伟来到戒台寺，在感慨祖父跌宕起伏的一生之余，挥笔为之题写“卧龙松”三字，刻碑立于松下。当年已逐渐习惯了忧谗畏讥的恭亲王，如此不避嫌疑地到此凭吊，究竟是如何心意？或许，一条不能腾飞的卧龙，在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信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可能就是一条爬虫而已……
第十三章 英国议会：
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 恭亲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了一张合适的牌，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将一个攻入自己首都的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变成了同志加兄弟。从此，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大清国藉此获得了30年的宝贵的国际和平时间，得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大清国的稳定压倒一切，大英帝国应当不遗余力地帮助大清国进行全面改革，乃至帮助大清政府平息任何动乱；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欧贸易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英国的对华政策必须是“忠诚、坦率及友好的”；英国如果不能支持大清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
这样的论调，并非出自于某位“大清人民的朋友”之口，却恰恰来自英国著名的鹰派、两次鸦片戰爭的主要决策者巴麦尊勋爵。这位曾经使劲鞭打中国龙的强硬主义者，却在1863年7月6日，以首相身份向英国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鲜明地提出要扶持中国。
究竟是什么，令一只咄咄逼人的雄鹰，变成了一只温顺友好的鸽子呢？
一切都源自恭亲王奕訢那务实的外交政策。
大清國的大訂單
再顢頇、再腐败的政权，到了生死存亡而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多少都会变得与时俱进起来。1862年初，随着太平军相继攻陷东南财赋重地宁波、杭州等地，兵锋直指上海，大清国的领导核心真切地感受到了没顶的压力。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不久前还在刀兵相向的英法等列强，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在关键时候挽救东南、挽救大清。拖延已久的舰队采购计划，被迅速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上一年（1861年），大清国的洋干部、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就向恭亲王建议，可以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这将大大加强前线官军对太平军的军事优势。这项建议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大力支持。赫德建议说，此项费用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
卜鲁斯是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他的哥哥正是著名的额尔金勋爵，恭亲王的第一位洋对手。
赫德和卜鲁斯的提议，立即得到恭亲王的响应。在他的盘算中，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既可以打击“长毛”，又可以“笼络”列强。他向当时重病中的咸丰皇帝写了报告，咸丰皇帝也很是兴奋，立即批转曾国藩、官文、胡林翼等前线将帅，征求意见。虽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基本支持，但赫德开出来的预算，高达150多万两白银，这令囊中羞涩、两袖“清”风的大清中央很是为难，只好不断折冲，压低预算。直到太平军饮马西子湖，此时赫德的预算也调整到了80万两，恭亲王便不再犹豫，指示赫德，授权正在英国老家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此时还是代理他的职务）采购这些军舰。
这是一张庞大的订单，中国人的购买能力令英国朝野大为兴奋：6艘炮艇和3艘快艇，外带全套的人马，每艘炮艇配备舰长l人、军官2人、轮机手2人、炮手2人、水兵10人；每艘快艇则配备舰长1人、军官1人、轮机手3人、炮手4人、水兵30人。这不仅能大大拉动英国军火行业的GDP，而且英军官兵到大英帝国之外再就业，将大大加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这是大清国第一次国际大采购，也是恭亲王奕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拍板决定的最大一笔财政支出。吊诡的是，这样一桩动作极猛的改革举措，却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来自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喝彩，也没有反对，万马齐喑。在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面前，卫道士们终于学会了什么是顾全大局。
这是大清国在引进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重大尝试，这样一支完全采购自“洋鬼子”的舰队，加入到“国有资产”的行列后，无疑将令大清中央更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当然主要还是国内敌对势力的挑战。此时，清政府另一个“引进 消化 吸收”的项目“洋枪队”（后更名为“常胜军”），正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巨大作用，一支“水上洋枪队”无疑将令“对外开放”的伟大成果首先在对内战争中绽发怒放。
大清国的集权体制，在这种关键时刻体现了高效的制度优越性。中央迅速拍板，舔德立即（1862年2月24日）急电英国，通知李泰国，北京已经命令两广总督劳崇光为舰队支付第一期款项。
此时，李泰国已经与英国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思本进行了接触，邀请阿思本出任拟议中的舰队司令。采购开始紧张地进行，但此时，英国议会却开始杯葛这一受到政府支持的军火外援项目。
英国议会大辩论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及运动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还是炮舰政策，对清政府以打压为主。但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令英国在华最为重要的商业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这才看清了清政府在稳定中国局势方面的关键作用，遂开始调整政策，转而扶持清政府，同时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加紧渗透，力图将中国政权“英国化”，这成为英国政界有远见者们的共识。
这些人与目光短浅的传统炮舰政策的支持者，以及出于宗教或政治理想等各种原因而亲太平天国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阿思本为中国“打工”的申请，令英国内部就中国政策的分歧公开化和表面化。1862年7月25日，英国下院会议辩论中，议员海亚提出，阿思本作为英国军官，究竟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叛乱方”或者“那个腐朽的王朝”？一旦处理不慎，这就完全可能将英国拖入一场预料之外的中国内战冲突之中。
议员塞克斯上校指出，英法军队协助中国官军“解放”宁波后，“解放者”们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远甚过太平军。当时在华的一些英文报纸对此也有报道：“（官军）于数小时内所破坏的较之叛军占领宁波的五个月内破坏的要多得多”（《中国邮报》）；“再没有比联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宁波的行动更荒谬、更无理、更不义的了。我们应该公正地把英国皇家兵舰丢乐德舰长的永垂不朽的可耻行为载于史册”（《香港日报》》）。一年多后的《泰晤士报》（1863年7月17日）也承认，毫无军纪的联军和中国官方雇佣的洋枪队在宁波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遭到西方商人和中国官方的一致抱怨，不得不安排他们撤离。
塞克斯上校说，在上海，没有任何西方人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相反，太平军总在不断寻求与西方人的友谊，然而西方人却主动协助官军参战，“我们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就是狼对待羊的态度，不管羊是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喝水，结局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欧洲雇佣军要从太平军手中“解放”嘉定，实际上就是抢劫“抢劫者”，“黑吃黑”而已。上海其实并不存在危险，“黄浦江平静得就如像泰晤士河一样”。他质疑道：“这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驻扎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了解情况？是否已向议会报告？”
塞克斯上校是英国少数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议员之一。他曾经质疑英国外交系统，为什么没有将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上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报道送交伦敦，这极大地误导了欧洲舆论。他认为卜鲁斯等人称太平军为土匪“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他在报端撰文道：“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己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联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英国驻宁波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贸然断言。”
议员维特·布莱德则要求议院明确，如果英国军官们为中国政府服务，其服务年限不可视为在英国海军的服务年限；在中国所获得的薪水、晋升等，也与英国政府无关，不被皇家海军所承认；而如果在中国受伤或阵亡，也不可能享受英国的任何抚恤。这等同于要求他们“留职